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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微微摇头，似是惋惜，似是庆幸，说道：“其后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兴元。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兴元。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兴元，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兴元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颇为不错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只是未曾料到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李曜啧啧两声，道：“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兴元经营的得失，的确可看出兴元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兴元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巴蜀，军事重心却尽在兴元。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兴元；以攻而言，兴元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兴元不守，则巴蜀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兴元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则强调‘若失兴元，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兴元的防御方略，蜀汉之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他微微一顿，接着总结了两句：“姜维在兴元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兴元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巴蜀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众人显然未曾料到李曜对三国这段历史知道得如此详细——唐朝尚无《三国演义》，众人虽也可能读过“寿志裴注”，但显然很少会有人精研这一时期，毕竟后世人人俱知三国，主要是因为《三国演义》，由因为三国演义而出现了许多游戏作品而来。因此，李曜将这段历史细细一阵分析，便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心中暗道：“难怪右相历来神算，以如此渊博之学识，又自创‘战略科’、‘战术科’等新学，能不神算？”
李曜以插嘴，连李巨川也有了兴趣，笑道：“右相总结得极是，某经这一提示也想起来了，南北朝对峙之结束，似乎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兴元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李曜微微点头，他知道这的确是一条颇为有效的大战略，当初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也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兴元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不过这个战略因为蒙哥的意外死亡而中断了。
郭崇韬颇有争胜之心，李曜插嘴他说不上什么，但李巨川插言一句，甚至得到右相点头认可，他就觉得自己不能再任风头被旁人压下了，当下抢着道：“兴元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应该说，便在兴元地区。”
这话果然有用，李曜的目光立刻朝他投来。
郭崇韬找回解说权，自觉又成了主角，振奋精神，道：“史上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巴蜀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巴蜀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巴蜀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巴蜀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巴蜀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巴蜀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这一说，李曜能够理解，要不然的话，杨行密拿下鄂州之后，就不该息兵，而应该直接朔江而上，去跟王建死磕了。
郭崇韬不知李曜想法，还在继续解说：“巴蜀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兴元则对巴蜀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兴元对巴蜀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兴元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兴元与荆襄，兴元居其上游。苏秦族弟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兴元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兴元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东南王朝无论是恃巴蜀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兴元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兴元地区。”
这一说法李曜还真第一次听，他下意识看了其余众人一眼，却见除了总参的一批军官之外，别说兵部诸人，便是李袭吉甚至李巨川都陷入思索当中，他顿时心中欢喜：总参果然是有用的啊……
郭崇韬也见了，下意识面露微笑。
因为郭崇韬老说南北对峙，李曜这时却忽然联想起南宋来。他发现真正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兴元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兴元、陇西尚处二线，巴蜀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巴蜀、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兴元。他上疏宋高宗说：“兴元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
张浚对兴元的经营规划充分利用了兴元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兴元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巴蜀大后方，又能左右伸缩，联络陇西、荆襄，流通战争资源，呼应关中、中原等前线地区的战事。这样，兴元在南方的上游地区实居枢纽性的地位。张浚之议虽未被采纳，不过，由于张浚对兴元的经营，南宋以川陕、荆襄、江淮呼应作战的一字长蛇之势却得以形成。
郭崇韬心中得意，继续道：“兴元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兴元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兴元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兴元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兴元，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巴蜀和兴元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巴蜀二地。自关中、巴蜀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巴蜀却较易。自兴元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兴元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兴元、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这种做法，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巴蜀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兴元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李曜心中一惊，下意识皱眉道：“那是不是说，王建北上争兴元，乃是有意趁我等与李茂贞鹬蚌相争之际，谋夺凤翔，继而出兵陇西，完成当年诸葛亮之布局？”
“不错，若王建身边有能人，那么此举正有这种可能。”郭崇韬见李曜反应如此之快，越是兴奋，道：“利用兴元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或者说是争夺。”
李曜对这段历史不大熟悉，但此时不是表示谦虚大度的时候，于是只是微微点头，示意郭崇韬继续。
郭崇韬便道：“南北朝初期，仇池氐人成为陇西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即今日兴元——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兴元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郭崇韬说到此处，李曜心中便微微摇头，暗道：“这仇池氐人只怕下场不妙。”
果然郭崇韬接着便道：“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