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天李曜因为李克恭的一番话，对唐末经济颇有思索，打算顺手记下。至于今后这些文字是否有用，是否无用，他此刻却也懒得去想。更不会预料到，这些稿件日后会被整理成后世赫赫有名的《圣宗百论》。
今日李曜所写，题目为《大唐财赋制度论》。题目较大，但李曜着笔之处，主要却是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经济也遭到很大破坏，因此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开始实行两税法，这标志着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并最后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安史之乱后，唐财政十分窘迫。一方面是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另一方面，方镇割据局面的加剧，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地区不断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政府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赋税制度，来挽救财政危机。
刘晏的理财，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改进遭运。二是改革盐政。三是常平法的实行。
刘晏的理财活动，对唐后期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挽救作用，对人民也在客观上有好处，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与管仲、萧何相并提。
再就是杨炎的两税法。杨炎，字公南，凤翔（陕西凤朔）人，唐德宗时的宰相，也是唐代的著名理财家。在他主持下，改变过去的租庸调制为两税法，这是唐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赋税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情。
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有其历史背景，两税法实行的历史背景是：均田制的破坏；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安史之乱的后果影响；农民起义的推动。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类地主手里集中，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现存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而在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在唐后期，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亦称“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生产者。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
雇佣关系在唐后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唐朝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补充性的劳动人手。大多数雇农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比如李曜家中田庄的雇农，李曜一声令下，他们就得去铁坊帮忙，只是代州李家可算相当公道的东家，不仅发钱，还发奖励，因此那些工匠学徒才会那么轻松地被李曜调动起来，干劲十足。
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都属契约性的，他们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这样，就使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公元780年杨炎上书唐德宗，提出实行两税法的计划，获批准后开始在各地推行。
两税法征收的对象是户税与地税，户税与地税唐初就有，但没有制度化，现在加于法定，以代替租庸调。赋税分夏秋二季征收，故名“两税法”。主要内容据《新唐书·杨炎传》载，有以下几点：一是量出制入，中央政府作出一年财政预算，根据预算总额摊派各地征收。二是不分主户客户（逃亡外地居住的户），以居住地登记户籍。不管丁男中男（即不管年龄大小），以财产多少定户等（9等），按户等征收不同的税（户税）。三是两税分夏、秋二次征收，夏税限于六月，秋税限于十一月。四是租庸调及杂税一律取消，但保留丁口登记的册子。五是田亩也收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全国垦田数字作标准，平均征收（田税）。六是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收税。
两税法以财产（包括田亩）多少为标准收税，多少减轻了一些劳动人民的负担。改变了安史之乱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有了比较统一的税制。改变了过去不问贫富、只问身丁的现象，“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相对比较合理。同时也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以后的税制改革开了先例。
但是两税法也有严重弊病，它不仅没有阻止土地兼并，反而使之加剧。而且两税法的税额是钱，但要以实物折合上交，这给各地官吏的贪污有机可乘。再有就是，两税法实行不久，统治者又巧立名目想法搜刮，苛捐杂税又纷纷恢复，等同于征收了双重赋税徭役，百姓负担甚至更加沉重。
除此之外，作为后世人，李曜特别关注唐朝的商业发展。
唐前期，北方有许多商业中心，安史之乱中大多毁于战火。而南方的商业城市日益增多，南方成为全国商业中心。
在各商业城市中，夜市己很普遍。王建有诗《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还有《送友游吴越》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都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商业城市中夜市的繁华。
在许多商业城市出现的同时，在农村中或一些城市的郊区还开始出现定期的集市——“草市”、“村市”。它们大大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为以后小城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时期南方商业的发展中，有一个重要事件值得注意，即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飞钱”的出现，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古代商品经济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进步意义。
另外，在各商业城市还出现了邸店——货物寄存处。柜坊——存钱，类如银行。（但要收取保管费）。
总之，唐后期南方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统治阶级也加紧压榨，阶级矛盾仍在不断加剧。
李曜按照自己“先进一年多年”的思想，写下几条解决的办法，其中特别标出某些办法用于应急，某些办法用于长治……
过了许久，外头天色已暗，客栈伙计上来给李曜掌灯，他才发现时间已经不早，忽然心中一动，不过买一套棺椁，怎的卢三带着王秦去了许久，此时还未回来？
李曜心中不安，收好纸笔，将稿件贴身带着，匆匆下了楼来，却看见憨娃儿百无聊赖地在一处空地上躺着，手中拿着他那根铁棍，举杠铃一般上下举动，不禁摇头，这夯小子简直就是精力过剩。
李曜喊了一声：“憨娃儿，跟我出去走一趟。”
憨娃儿听了，一骨碌爬起来：“可是要吃饭了？”
李曜翻了个白眼：“你除了吃还能想点别的么？今个中午，我不是叫人给你加了半斤鲜肉？”
憨娃儿舔了舔嘴唇，涎着脸道：“鲜肉是好，就是少了点。郎君，要不下回俺还是不吃鲜肉了，就风干的肉就好，半斤鲜肉可以换风干肉三斤多呢！”
李曜没好气道：“好了好了，答应你了。闲话少说，咱们去找王燕然和卢三他们，他们去买个棺椁，怎么去了许久？”
憨娃儿自然不会想到有什么不妥，挠了挠头：“想是他们先去吃饭了……”
李曜干脆不去理他，打头往前走去。憨娃儿生怕惹了郎君生气，忙不迭跟上。
走到外间，路人见憨娃儿拿着老粗一根铁棍，居然也不奇怪，李曜倒是心中有些疑惑，莫非这些人见多识广，连这等力气都不会让他们感到惊讶？转头一看，却又释然，原来那大铁棍漆黑颜色，旁人怕是看做黑漆木棍了。
走了不多久，忽然发现路上站满了潞州兵将，李曜忙找了一名附近的店家询问。
那店家也不是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说：“这位郎君，你有所不知，前面那大宅子，乃是后院军使安居受将军的宅邸，平时也颇多军兵行走其间，只是这两日不知怎的，人是越发多了。尤其是今日李壮武领兵回城之后，后院将多来了此处，到后来人越来越多，竟然把路封了，也不知这安将军是不是昏了头，这等事要是被那李潞帅得知，哪有他的好？”
李曜一听，头皮一下子炸了窝，心道：“坏了！大大地失策！都怪***史书记载不全，这安居受居然是后院军使！李元审这个牙将虽然管着后院将，但并非只管后院将一支兵，可这安居受既是后院军使，那么也就等于是后院将的正经一号领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