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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长安的僖宗，自知即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也不可避免地生出了许多感慨。遥想当年，长安城是多么的富丽堂皇、雄伟壮观，而今繁华落尽，触目望去，到处是残垣断壁，荆棘杂草，好一派悲凉景象。懊恼、悔恨、自责、惭愧，千般滋味集于一体，让僖宗突然生出一个念头：应该去太庙里祭拜一下列祖列宗了。
这是僖宗在还京后下发的第一道旨意，有关官员马上着手准备。次日，僖宗抱着日趋严重的病体，在王公大臣们的侍从下，勉强来到太庙。唐朝的太庙，由太祖李渊始建于武德元年，三百年间，大唐历代皇帝不断袝入太庙，规模十分宏大。
但此时这座太庙，在饱经了战火之后，也如同这座城市一样，变得满目凋零，破败不堪了。僖宗回想祖宗当年，铁马金戈，气吞万里如虎的那份豪情，更觉无颜以对，祭拜之后，伏地痛哭，久久不能平息，观者无不泪下。
祭拜祖庙之后，僖宗愧疚之情更甚，病情反而日渐加重，终日卧床不起。三月二日，病势垂危，群臣皆以立嗣为当时要务。僖宗仅有二子，长子健王李震，次子益王李升，皆不满十岁。群臣皆以皇六弟吉王李保年长，又素有贤名，为众望所归。但当时朝中大权掌握在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杨富恭手中。杨复恭素与皇七帝寿王李晔交好，故力主寿王继位，并不顾群臣议论，派宦官刘季述率兵至寿王府，迎李晔入少阳院，召宰相及群臣参拜，正式将其立为皇太弟，即日监国。
三月六日，僖宗驾崩与灵符殿，年仅二十七岁。
纵观僖宗一生，可以用生于安乐、死于忧患一句话来概括。他十二岁登基，少不经事，追求享乐，把朝中大权交到田令孜手中，他也因此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青少年时光。然而，在他懂事以后，看到的是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群盗侵淫，而他形单影孤，身边连一个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于内于外，都毫无回天之力。再后来，在黄巢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他万般无奈，置宫室社稷于不顾，仓惶逃出长安，从此颠沛流离，几经周折，虽然最后还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宫里，但在死后，恐怕也难有脸面见列祖列宗与地下了。
三月八日，皇太弟李晔继位于僖宗灵柩前，是为昭宗，年二十二岁。因杨复恭有册立之功，昭宗赐其丹书铁券，并加金吾上将军。
这时候，王弘忽然被人参了一道，说是僖宗原本身体康健，就是因为他医术浅薄，因而越治越重，最终山陵崩塌……总而言之一句话，及时说僖宗之死，全是王弘的罪过，于是被下狱问罪。不过此时新君登位，事务繁杂，一时没顾上他。
李曜虽然有些成王败寇的心思而看不起昭宗，但实际上，至少昭宗相比于他的父亲和哥哥，无疑要贤明的多了，而且有志于振兴祖宗基业，并能从自身做起。他曾对杨复恭说道：“朕不德，今既得你的援立登上皇位，就应该去奢从俭，以示天下。朕曾见先朝故事，尚衣局每日上御服一袭，太常每日奏新曲一首，从今以后这等奢侈靡费都可以禁止了。”
又问先朝游幸制度，杨复恭回道：“臣闻自懿宗以来，每次游幸，都要准备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工五百人，犊车朱网画香车五百乘，诸卫士三千。”昭宗便下诏书，以后凡此类游幸，费用一律减半。
看得出来，昭宗还是有一些作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必要条件的。特别是昭宗生得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按当时的话说，就是颇具帝王龙凤之姿，所以“即位之初，朝廷内外欢欣鼓舞。”而此时，昭宗还真有个好机会或许能让他有所作为。
晚唐时期，皇权旁落的两大原因，一个是藩镇势力尾大不掉，另一个则是宦官专权由来已久。而在昭宗继位后的这个时候，藩镇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当然是短期内难以动摇的了。但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已经有所减弱，如果昭宗能够抓住机会，是很有可能重掌中央大权的。
而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是因为其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这一权柄从肃宗时期就牢牢地被宦官集团所掌握，后来在神策军成为大唐禁军的绝对主力后，由宦官担任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就成了大唐中央政府的实际当家人，甚至可将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故史有“弑主立君，出于中尉，生杀予夺，决于北司”之语。
然而，在这个时候，虽然大宦官杨复恭在名义上还担任着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这个中央禁军的最高官职，但是实际上这支军队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也就是杨复恭成了光杆司令，已经没有军容可观了，这也为昭宗从宦官集团手中夺回兵权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件事情还得感谢黄巢和田令孜。在黄巢攻入长安前夕，田令孜带着僖宗匆匆而逃，身边只带了五百神策军。当时戍守在关中的数万神策军因为找不到统属，乱作一团，所以凤翔节度使郑畋也就趁机将这数万神策军招致麾下。这样一来，原来的那支神策军也就不复存在了。
田令孜到了西川后，又开始重新组建神策军，招募新军五十四都，共五万四千人，神策军军势又起。然而，到了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用这支军队跟王重荣争夺盐利，结果被王重荣和李克用的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只好裹着僖宗二次逃跑，这支军队再度灰飞烟灭，田令孜重建中央禁军的计划到这个时候也就彻底失败了。在这其后，僖宗命杨复恭代替了田令孜的所有职务，使他成为了中央禁军的领军人物。然而，杨复恭拿到手中的兵力有限，威望又更有限，所以也使他不可能成为像田令孜那么强势的人物，所以昭宗就在趁机其后重组禁军时，分了他手中的兵权。
这里还要说一下昭宗和杨复恭的关系。按唐朝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昭宗在僖宗逃往成都时，由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当时作为皇七弟的昭宗才有参与朝政，“握兵中要”，虽然说在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占个位子，大事小情都没有他作主的份儿，但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和杨复恭有了接触，而且关系处得还非常不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杨复恭才力排众议，一手将昭宗扶上皇位。
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两个人都恨田令孜。杨复恭作为杨复光的弟弟，在田令孜得势的时候一直受其排挤，所以对他心怀怨恨。而昭宗在跟着僖宗向成都逃亡时，因走得太急，连匹马也没有，当时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孩，鞋都跑丢了，累得口吐白沫，刚想躺在地上喘口气，就被田令孜赶过来抽了一马鞭，催他继续赶路。昭宗当时惹不起田令孜，只得忍气吞声，但这口怨气却一直积在心中，这也让他和杨复恭找到了交好的理由。
然而在昭宗被杨复恭扶上皇位后，却非但不感激他，更对杨复恭的专权行为十分地憎恨。这是因为昭宗自幼好读书，深明宦官专权祸国的道理，再加上从小到大，在皇宫里目睹的这些宦官的霸道行为，从根本上就对所有的宦官绝不相信，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杨复恭。
昭宗这些年也算颇经流离，深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在继位之后，马上就在京师开始大规模募兵，人数达十万人之多，重新组建起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而此时的杨复恭虽然是左军中尉兼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名义上总领禁军，但这支军队却不是他一手创立的，所以也不听他的指挥，而是由昭宗自己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样一来，禁军的大权就由宦官集团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这是在整个僖宗一朝都从没有出现过的局面，形势对昭宗来说是非常的有利。
十几万的大军，本身来说就是个使人震骇的数字，而此时的昭宗，毕竟还是名义上大唐帝国内的最高领导人，还有很多忠于他的朝臣，还有很多支持他的地方势力，如果他能有效地指挥他的军队，利用国内诸侯间杀伐不断的大好时机，打赢两场大仗，重塑天子威严，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一扫中唐以来皇权的颓势，达到他内除宦官、外平藩镇、重振大唐雄风的目的。
说来也巧，在昭宗刚刚组建成这支军队不久，这样的好机会就接二连三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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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十四太保 第026章 担忧蝴蝶
昭宗接连得到的机会，主要有两个，一是陈敬瑄和田令孜兄弟在西川跋扈，昭宗将之视为叛逆，派宰相韦昭度率军讨伐；二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吃了败仗，朱温、赫连铎和李匡威等地方强藩联合起来请求朝廷讨伐他。
前者前文有述，韦昭度这个文人宰相贪生怕死，几乎可以说白白将西川乃至整个蜀地拱手送给了王建。后者则正在进行当中。
昭宗被张浚这个眼高手低的大忽悠哄得自信心爆棚，决心下定：打！
不过作为皇帝，定下大政方针也就是了，其他什么调兵遣将、准备军械粮草、协调各镇军之类的事情，就不需要他来操心。于是昭宗略一空闲，就想起“害死”先帝的医学博士王弘还在狱中，杀不杀都还没做决定，便打算把这件事办了，好歹也是给先帝的一个交代。
不过昭宗一打听，王弘这个人却不好杀，主要是背景惊人，其曾祖父乃是前太仆令、号启玄子的王冰。王冰这一家乃是世代名门，什么门生故吏、姻亲至交，可以说遍布天下，在文人士子之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如此一来，这王弘就成了烫手山芋，杀了也不好，不杀也不好。
昭宗一看事情不好处理，干脆往下面一推，让宰相们合议。宰相们自然更不肯得罪士林名门，很快做出决定：流放云中。
这个决定其实很有猫腻。首先，云中乃是赫连铎的地盘，赫连铎现在对朝廷表现得似乎还是很恭顺的，把人往他那里一丢，他应该不会亏待；第二，赫连铎是吐谷浑人，就算真是犯了傻，把王弘给杀了，或者照顾不周死了，那也是人家蛮人不懂事，跟他们诸位宰相无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