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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契丹毫无优势可言，后人只是就其初期的几场胜利而夸大了其对契丹的遏制作用。而其所以能与契丹周旋多年，其实自有其特别的原因。
李曜不希望幽州的统治者太过无道，是有着长远考虑的，绝非单纯的对刘仁恭父子不满。站在后世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纵观契丹的发展，多受幽州之影响。至晚唐五代，刘守光无道，军士亡叛，多入契丹。阿保机利用这此汉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手工业，建立城邑，完备文法，由此实力益强，遂能平定叛逆，战胜诸部大人，称帝建国，崛起于塞外。
李曜曾经思考，若是幽州不乱，阿保机是不是还有这般能耐，将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汉化，进而称帝建国，创立大辽，从而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保持对汉人帝国的压制？
他通过河东军械监商队们搜集的情报，详细分析了幽州辖区地形、军事实力、经济基础等各个方面，最终认为，只要幽州不乱，至少能让阿保机的崛起不至于那般顺利，并且能在较长时间内抑制契丹的迅速强大。
唐代幽州镇辖境虽有变化，但不是很大，境下长期辖有幽、涿、蓟、瀛、莫、檀、妫、平、营九州，大约三十五个县。到如今，辖有幽、蓟、营、平、檀、顺、儒、新、武、妫、涿、瀛、莫十三州之地，并有安远、卢台、山后八军等。不过，此时的辖州数较之前为多，当然幽州镇辖境并无多少改变，十三州是由旧有九州分置变更而来。历史上从刘仁恭掌握幽州，至光化元年刘守文袭取沧州义昌军沧、景、德三州，约十八个县，刘仁恭父子大致辖有十六州地，约五十四个县。
幽州镇按所处地理位置可分为山前、山后两部分。所谓山前，从五代至宋、金，习惯上将今河北省太行山以东，军都山、燕山巡南地区，统称为山前。初无确定的地域，至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时，才有山前八州的名目。北宋末年所称山前，包括宋人企图收复的山南失地的全部，当时曾预将山前一府（燕山）九州（涿、檀、蓟、顺、易、平、营、经、景）之地置燕山府路，相当于后世河北省大清河以北、内长城以南地区。所谓山后，刘仁恭据有卢龙之后，在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置山后八军以防御契丹，至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时，才有山后四州的名目。北宋末年所称山后，包括宋人企图收复的山后、代北失地的全部。当时曾预将山后一府（云中）八州（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之地置云中府路，相当于后世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地区。
按上面山前、山后地区的划分，幽州镇诸州中，属山前的有幽、涿、蓟、赢、莫、檀、顺、平、营诸州，山后主要有儒、新、武、妫诸州。一般说来，山前地区以平原为主，农耕较发达，山后地区多山地和丘陵，是半农半牧地区。
幽州镇包括后世běi jīng、天津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东邻大海，北接大漠，西靠太行，南毗成德，纵横千余里。古人赞曰：
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西接太行，东临碣石，钜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崱屴。又云：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
幽州历来为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之间进行物质文化交往的枢纽，贸易发达。隋唐以来，幽州地区也一直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一。安史之乱后，安史余部盘踞在河北地区，实力还很强大。唐王朝为了换取他们的拥戴，被迫承认他们的割据，都给以节度使之号，河北地区从此进入藩镇割据时代。幽州地区从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李怀仙作幽州卢龙军节度使起，到后梁乾化三年李存勖攻占幽州止，一百五十年间先后更换了二十八个统治者。百五十年中，幽州节度使为了达到维持军队、割据自守目的大多能注意保护和发展经济。如唐代宗大历年间朱滔姑之子刘怦曾“积军功为雄武军使，广屯田，节用，以办理称，稍迁涿州刺史”，尽力于幽州地方生产的恢复。刘怦之子刘济继幽州节帅，“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训，祁寒则颁以絮帛，大歉则振其仓禀，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龄动植，孝顺侠於州壤，美化周行，无不及焉。”张允伸为幽州节度使，“凡二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至于唐未，幽州地区军阀混战，战火连绵，社会经济遭到长期破坏，而刘仁恭父子时期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尤为严重。
幽州镇作为北方重镇，军事作用尤为重要。隋唐时期，幽州都是帝王们进兵东北的基地。隋场帝三次征高丽，都以蓟城为兵马粮饷集结之地。太宗征高丽，曾在蓟城南郊，大举誓师。到唐后期直至五代之初，中原政治分裂，诸镇纷争，而北方游牧民族rì渐强大，凯觑中原，此时期幽州在军事上以防守为主。刘仁恭政权在军事上当然也是重在防御的，尤其是对契丹更是如此。
古代谈及防御，不说城防，就说关防。幽州雄关以榆关、居庸关、北古口三处最著名，但其他关险尚多，比如高思继兄弟就曾经在“孔领关”带过三千兵。至于城防，如今李嗣昭、李嗣源二人领数千兵马死守幽州，刘仁恭坐拥近十万大军，急切间也攻取不得，便足以说明问题。当rì河东来伐李匡筹，若非李匡筹闻前军战败，惊慌出逃的话，河东也只有围城一条路，要围多久可就难说了——除非李曜肯动用他那积攒不易的“天雷”。
正是因为唐之幽州历来为边防重镇，所以一直驻有重兵。玄宗开元年间，设有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正，衣赐八十万正段，军粮五十万石”。这里的九万之众，是为当时幽州兵员之常额。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因此幽州的兵额是不断变化的，而由于历来的节度使都拼命扩张势力，幽州的兵额数量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关于刘仁恭父子统治幽州时期的军队数量，史无详载，只能根据史籍对一些战事的记载，推断其军队之概况。光化二年正月，刘仁恭发幽、沧等十二州兵十万，yù兼河朔。此次出征魏博，几乎是动用了刘仁恭所有的机动部队，但绝不是全部，因为他肯定是要留着力量防备河东与契丹的。后来又有刘守光狂言：“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其所言三十万之数当然是虚言，不可尽信。但大体可以推测，刘氏政权之常规兵员应在二十万左右。但那毕竟是刘仁恭统治十余年之后的事了，实则如今幽州的总兵力约莫在十五万上下，幽州城被李嗣昭二人占据之后，将高思继兄弟放了出来，他们登高一呼，将幽州城中守兵收降，这是其一。而各州还都留有部分兵马防备契丹，因此刘仁恭可以动用的机动兵力也就是接近十万，比十万略少一点。
李曜因为心中提防辽国的兴起对中原王朝造成太大压力，所以一直想从摇篮状态就对契丹保持遏制，于是当时他对李克用分析了这些幽州的基本情况之后，又特意将契丹拧出来单独说了一说。
契丹之名，始见于北魏。其属东胡族系，大概出自鲜卑宇文部别支。北齐天保四年，文宣帝高洋亲率士卒，大破契丹，“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百万头。”可见其时契丹已是人齿渐繁。隋唐以来契丹对于zhōng yāng政权叛附无常，虽历艰难曲折而不断发展壮大。
当rì李曜对李克用说道：“大王切不可忽视契丹，大王将来擒杀朱温，为国朝中兴首功之后，必将与契丹一战！”
李克用知李曜一贯善于料敌机先，遂问契丹情况，李曜答道：“契丹，居演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长安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胫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本臣突厥，好与奚斗……”
李克用闻言笑道：“区区四万兵，何足惧哉！”
李曜见他小视契丹，不得不拐着弯儿去说契丹的优势。其实唐时契丹已是兵强地广，但是关键还是到了耶律阿保机时，国势才rì益强大，至雄霸于中国北方。至于本为弱小民族的契丹何以能在唐代取得如此之大发展，这除了契丹本身的因素之外，与周围之发展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唐朝于东北取消防御政策，绥抚为先，征伐为下。此举固然是要广诸德化，而更重要原因之一则为yù以夷狄制夷狄，如唐高祖和唐太宗便都采取了利用契丹压制突厥的政策。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便是西北吐蕃为患，唐更无余力经营东北。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后来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也因此构成。唐既于东北取消防御政策，对契丹则颇多迥护，于其帮助远大于威胁。而从契丹本身来说，其真正之大威胁来自其东西诸强邻，如突厥、回纥、高丽、渤海及新罗等。
幽州镇在大唐东北防御体系中无疑占据重要地位。大唐前期，为防御东北方诸族之侵扰，高宗时期曾建有一多层次的防御体系。这一体系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分设有安东都护府以镇抚高句丽旧地；营州都督府以押两蕃和靺鞨；幽州都督府则防御突厥及两蕃。此体系中，营州都督府为防御奚、契丹及其他诸外族南下的实际前沿重地，但自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营州羁糜府州体系毁于战火，此防御体系遭到破坏，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