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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监军”这个词，李曜作为曾经深受某些粗制滥造的所谓历史电视剧毒害的一个普通观众来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十分厌恶，特别是对唐朝和明朝的监军，有一种莫名的愤恨，因为一看到这俩字，他就联想到宦官专权，而宦官专权，在他的印象中，就没哪一回是好事。
宦官专权其实是唐代中后期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但相比于东汉和明代的宦官之祸，唐代宦官的专权无疑更加了得，因为他们不仅间接掌握了部分“皇权”也就是zhōng yāng权力，而且独以掌控兵权为标志。有唐一代，宦官对内掌握禁军，对外出任各藩镇的监军。自李辅国起，每一朝权势最强的宦官必然掌握禁军，发展到后来成为“权阉四贵”，就是两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
事实上宦官监军早在东汉时已有先例，延喜五年，由车骑将军冯绲上书请设监军。当时主要是为防止猜忌陷害的权宜之计，与军权无关。而唐代起初袭隋制，则是以御史监军。这个时期的监军，也仅是以皇帝特派员的身份常驻方镇“监视刑赏，奏察违谬”而已，既不是常设机构，也没有参与指挥军队。直到玄宗开元二十年后，才开始出现以宦官监军。
比如天宝六年，高仙芝军出讨小勃律，就由宦官边令城监军。不过，虽然当时宦官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还属于一种临时制度。但到了玄宗末期，由宦官出任监军就开始渐渐普及，并且初具规模。到了德宗贞元十一年，开始“铸监军印”。监军置印代表着宦官监军有了法律保障，宦官监军也由此制度化。
制度化的表现之一，是宦官监军由临时任命改为常设机构，在朝称之为监军院或监军使院，设有监军使和副使。监军使直接听命于皇帝，与地方藩帅互为统属，互相制约，部下有副使、小使、判官若干人，同时还拥有自己的亲卫兵，也就是牙兵。这一点，李曜在穿越唐朝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在他的印象中，监军宦官不就是那些个捏腔拿调、打着皇帝招牌胡作非为的阉竖么？却不知道唐代的监军宦官，不仅地位高、权力大，甚至还有自己的一支军队。
正因为监军有军队，又是代表zhōng yāng利益，因此经常会与节度使发生冲突，所以反过来说，他们组建自己的牙兵也带有一定的自卫xìng质。
至于为什么一开始是御史监军，而后来则慢慢发展到了宦官监军，理由当然是很充足的。按照李曜学生时代教科书的习惯xìng说法，那是“有着历史的必然”的。
如果只说藩镇方面，应该说宦官在藩镇监军的作用，正面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唐陷入分崩离析，朝廷为了满足平叛的需要，广泛下放原属zhōng yāng的部分权力，使得地方权力迅速集中，藩镇的势力随之膨胀，成为“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一元化实体；但是，集地方诸权于一身的藩镇统帅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权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必须与藩镇内的另一巨头——监军使共同分享决策权与管辖权，即在藩镇的内部，其管理实为“一元双头”共治的政治模式。在该模式下，监军使的存在对藩镇而言，它既是肩负着抗衡、制约藩帅的“zhōng yāng代表”，同时也是调和藩镇内部关系、协助藩帅管理的“合作伙伴”。
首先，宦官监军发挥了在zhōng yāng和藩镇之间进行传达和沟通的作用。安史之乱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天下分裂而无纪”，监军使作为连接zhōng yāng与藩镇的纽带，包括“上传”与“下达”两方面的内容。下达是指监军使将zhōng yāng的“关怀”传达给藩镇；而上传则是监军使将藩镇内的重大事务及时上奏朝廷，是皇帝在通过进奏院途径之外，了解藩镇情况的另一方法，为zhōng yāng的决策提供资讯上的补充，防止因为信息来源单一而造成zhōng yāng的决策错误。
有此可见监军使和zhōng yāng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时刻报告藩镇上的军政大事，这些情报也对zhōng yāng的决策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次是监军的宦官在藩帅的任免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作为唐代中后期位权倾一方的地方大员——藩帅，朝廷对其任命与管理极为重视。通常先要经过“临轩册命”的程序，并赐予“双旌双节”的仪式，最后，由朝廷以诏制的形式昭告天下。通常情况来说，任命藩帅要经过皇帝与宰相在御前会议上研究议定，对于情况比较复杂的藩镇，特别对于有过割据经历，或者军将比较桀骜不驯的藩镇，zhōng yāng还需要考察所任藩镇内的反应，主帅的任命往往依“众议”而定。因此，及时并准确地掌握藩镇信息对于zhōng yāng的决策至关重要。由于监军使常驻藩镇，对藩镇内各方面的军政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常常由他们向朝廷传递藩镇上的情况。主帅“有物故者”，往往“先遣中使察军情”而后授之，有时直接由监军使向zhōng yāng推出藩帅的人选。对于zhōng yāng而言，监军使的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时甚至能起到决定xìng的作用。
这还没完，监军使向zhōng yāng推荐的不只是藩帅，还包括藩镇内的重要官员，有时还包括副使、行军司马等。如贞元十二年六月，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风，昏不知事，霍仙鸣荐宣武押牙刘沐可委军政。辛巳，以沐为行军司马”。
再有一个作用，就是缓和矛盾。监军使常驻藩镇，如果只是传达上意并向zhōng yāng回报情况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唐代中后期藩镇林立的局面，各个藩镇之间也有许多的利益冲突，所以监军使还需要缓和藩镇间的冲突，调和藩镇内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功能。其表现为保护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节将以及安抚士卒等。
还有就是平息叛乱的作用。监军使，作为与节度使地位相当的zhōng yāng特派官员，在藩镇内部出现主帅病重、亡故或被驱逐，以至于内部出现极度不稳定的情况，或面临军将哗变的威胁，在此情况下，监军使应当主动地承担起平叛弥乱的重任，以恢复藩镇局势的稳定。
因为这些穿越到唐朝之后对“监军”的了解，李曜现在对“监军制度”已经没有了早先那种莫名的憎恨，而是更关注监军本人的品xìng、能力。当然与此同时，他作为地方藩镇首领，对监军也谈不上有太多的好感。
事实上，李曜如今对监军的态度是：有利用价值，要尽力利用。
而张居翰此人，李曜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值得一用的人才。他年仅二十五六的时候，就在排资论辈风气极盛的皇宫中做到枢密承旨，继而升为内府令，这两个位置都是那种既会做事、又会做人之辈才能玩得转的，而他做了，且做得甚好。历史上他在此之后就出任刘仁恭的监军，朱温掌控朝廷大权，逼迫昭宗杀掉各地监军，废除宦官监军制度之时，刘仁恭抗旨悄悄将他隐匿，这也变相地说明他做人做事的能力。而后李嗣昭出镇，他为李嗣昭监军，更是立下莫大功劳，待得李存勖灭粱称帝，大封群臣。当时宦官马绍宏与大将郭祟韬资格老，功劳大，二人当为掌兵权的枢密使。相对而言，马绍宏的资历高于祟韬，但他诬杀大臣，收受赌路，作威作福，天下人多怨之。郭祟韬恐伯他掌权之后难于驾驭，便奏请资历比自己低的张居翰同掌枢密，另委马绍宏为宣徽使，马绍宏因此怨望不已。郭崇韬当时选择张居翰，也是因为了解张居翰的个xìng，果然张居翰深知自己无法与郭崇韬抗衡，因此谨小慎微，最终保住xìng命。
如果仅仅如此，李曜也只是当他可以一用罢了，但也未必大用，因为他没有担当。然而后来还有一事，却可以证明他是有担当的，此前只是碍于形势，不得已而谨慎自保罢了。
那是同光三年九月，后唐庄宗李存勖命太子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出征后蜀，蜀主王衍之弟王宗弼暗地里向郭祟韬投降，请求封自己为兵马留后，郭祟韬许之以节度使之职。
后唐军至成都，王宗弼迁王衍于西官，收成都尹韩昭、宦官宋光嗣等杀之，将首级送给李继岌，王衍自知抵挡不住，遂上表乞降。继岌入成都时，王衍身穿白衣，衔壁牵羊，以草绳系颈，迎降道左。庄宗召王衍赴洛阳，并赐诏书说：“固当列士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结果到了同光四年四月，就当王衍行至秦川骤时，突然传来了李嗣源在魏州被叛兵拥立为帝的消息，李存勖慌忙东征平叛。大军将从洛阳出发时，伶人景进献计说，李嗣源来势凶猛，陛下应狮子搏兔，全力以赴。如今太子继岌远在成都未归，陛下跨河东征，国内必然空虚。王衍族党不少，一旦为乱，局势将不可收拾，不如将其杀掉，以免除后思。
庄宗当下便派宦官向延嗣齑敕诛杀王衍，并下诏说：“王衍一行，并宜杀戮。”
张居翰在复查诏书时，认为王衍既己投降，现在又出尔反尔，把他斩首，实在不合天理人情，便将用书贴在柱子上，将‘行’字涂掉，改为“家”字，于是“王衍一行。便成了“王衍一家”。
擅改诏书显然是要冒杀头风险的，所幸的是，向延嗣根本没有想到当时唯唯诺诺地张居翰居然有勇气偷改诏书，因而接到诏书时并未怀疑。更何况当时军情紧急，羽檄飞驰，李存勖自顾不暇，当然也无心追究此事了。正是因为这一字之改，后蜀百官及王衍的仆役等一千余人的xìng命，才得以保全。
李曜作为一个后来人，看过无数灾难后全国齐心救援中发生的感人故事，深知生命的可贵，因此心中对张居翰的评价颇高。张居翰不倚仗地位招事揽权，冒死更改诏书以救无辜，在宦官中不失为正人君子。连对道德要求极其严格的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论及后唐的宦官时也说：“承业（即张承业）之论，伟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替焉，无所不取。吾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