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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正像2月份刘少奇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时所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尽管周恩来在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时，并没有回避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但他也不同意用放大镜看阶级斗争问题。他是反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将阶级斗争问题硬加上去的做法的。在调整时期他多次提醒过人们：“我们不要把阶级斗争硬加上去。”
1962年5月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对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在党内党外多次讲困难形势问题，主张只有充分地向人民说清实情，才能鼓起克服困难的真正干劲。
讲困难，周恩来是实事求是的。他并不想掩盖事实真相。这与他一贯奉行的“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的作风有关。早在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不客气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应该说，这期间毛泽东也是主张大家充分地说真话的。然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对国家极端困难方面的真话听多了，也是会反感的。
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主张把困难的严重性向人民讲透的做法，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认为这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了，这会使人民泄气。
……
毛泽东认为，泄气，就是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而鼓气，才能找到这种动力。对如何才能鼓气，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任何工作一定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做得对；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困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遗憾的只是，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对阶级斗争，毛泽东历来有着高度的警惕性，以至在他的视线中“阶级斗争”问题被逐渐放大。
“跃进”年代（11）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为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以便对严重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施行“大手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工作会议。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头人毛泽东不在北京，但这次会议，是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毛泽东还提出，虽然是个“中央小型会议”，但要“有各大区书记参加”。所以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105人。会议的议程，是由周恩来安排的，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也是他拟定的。
在11日的会议上，周恩来解释：“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其中他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在周恩来眼中，对待建设要“戒慎恐惧”，“丝毫大意不得”。为此，他在会上对国家的精简方案作了详尽的说明，对各系统的减人指标、对象、办法和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安置职工的待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意周恩来等人的看法，并作了《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讲话，他诚恳且实事求是地说：
“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刘少奇能够实事求是地向大家交待“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刘少奇还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还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才能挺起腰杆前进。这样做，“天并没有就此黑了，天也不会塌下来，事情还不是漆黑一团。但是某几块是黑的，我们就得承认是黑的，必须实事求是加以分析。”
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讲话的开始便提出来：“‘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周恩来钦佩刘少奇的勇气，并为自己的想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而感到高兴。
会后，周恩来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毛泽东同意会议做出的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同意周恩来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措施。
毛泽东不满意的是，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估计形势方面的调子太低。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在总体上否定“大好形势”的做法心中很不愉快。但事已至此，毛泽东只好暂时忍耐。
5、6月间，周恩来为贯彻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前往东北。这期间，由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作了调查研究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给田家英，请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问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6月下旬，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陈云和邓小平、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6月底，周恩来返抵北京后，于6月30日和7月9日分别到陈云家谈话。陈云向周恩来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周恩来曾经表示支持陈云等人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
“跃进”年代（12）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还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可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等想法。
然而，在农村私有部分所占比例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想法又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产生了分歧。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渊源，必须在中央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进行解决。
7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7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中写明，会议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
这几大问题涉及的工作，正是周恩来主管的工作。因此，会前周恩来的主要注意力也是在这些问题上。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在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组作动员报告时，就是根据上述问题交待调查任务的：“第一是调查，第二是反映，第三是提意见。”他还提醒调查组注意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10个问题：
（一）农业，“是当前一个很中心的问题”；（二）国家支援农业；（三）粮食；（四）财政金融；（五）市场；（六）精简；（七）调整；（八）清仓核资；（九）体制；（十）作风。
组织这批调查组，为的是了解全国各省县以下吃商品粮和吃机动粮的情况。调查组是由周恩来提议组建的，中央从党、政、民三方面抽调了100多人，共分45个分组，分布到全国各地农村进行调查。这也是周恩来为配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所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为使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会议推迟到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
这期间，周恩来参加讨论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解决上述迫切问题的相关文件。
到7月下旬，中共中央预定利用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基本筹备就绪。7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完有关精简问题的会议后，前往北戴河。他带到北戴河去的议题，仍然是精简、粮食、城市工作等等。
周恩来到北戴河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接领导中央工作会议的重大事宜。为开好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分为6个大组和若干小组。还专门成立了会议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国务院各口负责人、各中央局书记组成。
对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有所知，也有所不知。周恩来仍在照着原先的工作安排考虑和进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
工作的繁重和调整的艰难，使周恩来在北戴河这一中国有名的避暑胜地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休息，会议期间他反而积劳成疾。有一些会，他是带病出席的，甚至有几天，他无法出席会议。
就在周恩来的体质逐渐下降、病魔悄悄地向他袭来的时候，一个政治上的幽灵，也悄然地向全党袭来……
8月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在北戴河拉开了帷幕。
在这天的会上，毛泽东先入为主，一讲话便突如其来地向所有与会者提出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