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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22日下午，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0＃ 脉王全全井发生特大爆炸，38名矿工死亡。矿主将矿工遗体冒雨掩埋，破坏爆炸现场。事后几天，当地官员和矿主联手做假，以“2死4伤”的结论上报。6月28日和29日，《华商报》和《中国青年报》先后披露了隐瞒真相的内幕。
其实早在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等4名记者已赶到繁峙，但他们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先找上了繁峙县委、县政府，并受到县里盛情款待。县委书记王建华还专门把忻州市委宣传部胡某请到繁峙商量对策。胡某说：“这事需要打点打点。”于是，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出钱来安排。
酒足饭饱后，胡某开吉普车将鄯宝红等4名记者送往太原。事后新华社披露说，“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
事后还有传闻，那金元宝是假的，只是镀了层金。
金元宝堵住了新华社记者的嘴，但没能堵住《中国青年报》的嘴。看到中青报报道后，新华社总社问山西分社记者：“如此矿难，为何新华社只字未发？”鄯宝红等人不得不重返繁峙，当遇到中青报的记者时，鄯宝红说：“你们的报道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何止是压力，简直是捅了一刀！
除了新华社的4位记者，其余7名记者供职于《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和《山西生活晨报》，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7。46万元人民币。
有知情者透露，受贿记者绝不止11名，也绝不止7万多元人民币。矿难发生后，有人在繁峙、忻州甚至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四处布下眼线，只要是外地记者，一经搭上，议定价码，就用金钱和金元宝打点，有的外地记者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
记者吃贿，20年来已成了行规，去铲个什么事，不给钱反倒不正常了，闹不愉快了。改革了开放了，一边在计划体制里吃国家的，另一边在市场经济中吃厂家的。高明点的，钱也拿了，但不把黑的说成白的，最多说成灰的，这就是有良心的了，就算对公众负责的了。中央大报记者在报纸上连载试车手记，堂堂正正宣告是受外国车商的资助，绝不隐瞒其国际走穴——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至于繁峙矿难，如果有黑白分明的界线，如果潜意识里总高悬着一柄惩戒之剑，鄯宝红是不会伸手的。新华社记者都是人精，这点危险还是看得出来的。但恰恰是不计划不市场的环境把大家心里的黑白之辩搅灰了，当金元宝出现时，鄯宝红迷糊了，瞬间短路了，否则无法解释，在危险之时危险之地，中央通讯社记者敢伸手——何况才这么一点钱！
如果纯是市场经济，鄯宝红也不大容易出事，传媒老板盯着紧呀，他可不喜欢记者吃里扒外自己捞小钱，而损害传媒损害资本的利益。
这11位记者受到了党纪行政处分，但没听说受到司法审判。
2003年1月23日，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判决一起被新闻单位聘用的临时记者利用采访便利收受贿赂案。宗纪胜26岁，2001年8月应聘到中央电视台中国房产报道栏目组。同年9月，宗受栏目组委派，到浙江东阳市对一起房产纠纷案作前期采访。采访中，东阳市吴宁房地产开发公司用10万元与宗达成私了协议。宗纪胜回京后，将已拍摄的录像带锁进抽屉。2001年11月，宗纪胜再次前往杭州，提出拿50万元销毁录像带。吴宁公司只得拿出15万元现金，并写下35万元的欠条。事发后，宗纪胜被判11年有期徒刑。
新闻记者算不算公职人员？此事似可参考香港做法。
第五章杨利伟
2003年10月
杨利伟
●船天飞行员
●中国人首次飞入太空
中校杨利伟自我把持很好，开口说话，亮相敬礼，均中规中矩，无从挑剔。甚至，杨显得很老实，他说，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否则，38岁的冷藏骄子瞬间名扬天下，要遭人嫉妒的。
2003年10月15日9时9分，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10月16日6时23分，神五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杨利伟走出返回舱举着V字手势的亮相，肯定是2003年中国经典形象之一。
杨利伟是辽宁绥中人，“从小就看出是个当飞行员的料”。1992年夏天，杨在新疆训练，飞机突然空中停车，杨驾着没有动力的飞机完好迫降在机场跑道，飞行服已被汗水湿透。“团长激动地当场宣布，给他记三等功一次！”
如果迫降不成功，杨利伟牺牲了，记特等功又有什么用？而杨保住了飞机和自己的生命，没有辜负这许多年国家的培养，记一个三等功是不是小了点？并且，记功只是团长当场激动时碰出的一句话，没有经过群众评议组织考察，这事就算成了——功是组织，过也是组织，作为公家人，杨利伟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
虽然杨利伟是中国航天工程中的一个大个儿的螺丝钉，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形象人物，杨还是被安排外出亮相，作报告，在香港唱《真心英雄》。11月7日，中国最高层举行庆功大会，此时杨利伟已升为上校。从合影照片上看，杨利伟着一身蓝色航天服站在深色西装和军装中间，极抢眼。照片上共有72人，30人穿西装，41人穿军装，余1人就是杨利伟。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领导坐在第一排，杨站第二排正中间，右前是胡锦涛，左前是江泽民。
神州五号的成功，使中国与俄罗斯、美国一同成为世界上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自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首飞太空至今已42年了，对中国人来说，航天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要不要、要了之后干什么的问题。
除去政治军事目的，如今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关心的是在和平时期如何不使航天事业成为只投入不产出的烧钱机器，如何使事业变成产业。
《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认为：与海洋文明时期一样，未来的太空文明时期亦存在对国家太空探索能力的竞争考验，而这种探索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的生存空间。国家对太空的探索需要量力而行，要与国民经济发展形成良性的循环互动。昔日制海权兴起时期，有保护远洋贸易的需要，才有远洋舰队的发展；而远洋贸易的兴盛反过来使远洋舰队更为强大。今天也是一样，必须要让航天科技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成长，再通过经济的成长来反哺国家的太空探索能力。缺乏互动的片面发展有太多的历史教训。晚清政府的北洋舰队没有远洋贸易的推动力与给养，单向的军事发展也就备受阻滞；前苏联勒紧腰带搞太空军备竞争，最后导致经济被拖垮。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认为：由于历史局限性，计划经济体制下两弹一星的科技成果很难充分市场化，另一项国家重点科技工程863计划同样存在市场转化的体制瓶颈。实践证明，科技要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除了远见和决心，还需要市场化。以美国为例，当年耗资240亿美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其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后衍生出数千亿美元的市场。另有资料显示，空间探索迄今已经为美国创造了两万亿美元的财富。据报道，本次承担飞船研制和生产任务的中国航天集团，其收入三分之二来自市场，他们研制运载工具的经费也大都以银行贷款等方式自行筹集，国家拨款只占很少部分。体制上的变化已经显现。一个国家的雄心，不仅仅在于把她的一个航天员送上太空，更在于她通过这种努力试图改变什么；而她努力想要改变的东西，又依赖于体制上的不断探索和完善。
神州五号发射成功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谢名苞披露，神五飞行花费不到10亿人民币，载人航天工程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使用资金180亿人民币左右。据悉，美国发射航天飞机的成本为每次100亿美元，俄罗斯每次也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而中国的发射成本“离这些国家的零头都不到”。
中国航天产业瞄准了商业发射。2002年全世界共进行了24次商业发射，估计创收约19亿美元，而2001年是15亿美元。一位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认为：“美国对华卫星出口许可证的禁令在5年之内可能解除，长征系列火箭在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上肯定要再展身手”。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一位研究员估计，中国的航天产业至2005年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规模。在卫星的产业链中，国际上对制造与发射有个大概算法，平均每发射一颗卫星，卫星制造费用约1。2亿美元；火箭费用约为卫星造价的25％，约0。3亿美元；发射费用为卫星的25％，约0。3亿美元；保险费是这三项的20％，0。36亿美元。
或许中国的航天产业会成为另一个姚明，杨利伟也不能总穿军装，时常也要穿西装夹皮包了。正当中国人愉快地做着金钱梦的时候，一些老外却睡不着了。英国《星期日电讯报》10月19日载文称——赫鲁晓夫1956年在莫斯科气势汹汹地警告一个西方外交官代表团：“无论你们喜欢不喜欢，历史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尽管前苏联从来没有能够埋葬西方，但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拿破仑曾将中国称为“沉睡的巨人”，并预言说，“一旦中国醒来，她将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而现在中国已经完全醒过来，而且拥有被人们广泛猜测到2025年将超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