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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对即将来到的旅行，充满了期待。
杀害父亲和一枝时，充满了变数，我的心情也很不安。但是这趟旅行几乎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我提起父亲在手记里说过的事（我们都有被告知一点点手记的内容），酝酿去弥彦旅行的气氛，结果后母她们都同意了。当我和雪子她们请求后母在岩室温泉多停留一天时，没想到后母竟然说她要独自回会津若松。一切都如我所愿。我早就想过：非常在意世人眼光的后母，一定不会带女儿们一起回娘家，因为这几个女儿早因父亲的命案而出名了，回到娘家后，她应该也会一直待在屋子里，不会外出。我唯一担心的事，就是她会叫我和文子婶婶的两个女儿先回去。还好她没有。那一段时间里，我特别注意和她们相处，避免不愉快的情形。
回家的列车上，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很自然地分成了两组，分别是知子、秋子、雪子以及信代、礼子、我。我在火车里提到今天要回一枝家收拾坐垫的事，知子和秋子立刻反对，并说，要去你自己去就好了，我们已经很累了。这种话是很无情的，怎么说一枝和她们都是亲姊妹，和我则是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的人。她们就是这样欺负人，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数也数不完。例如说跳芭蕾舞的事，知子和雪子非常迟钝，老是跳不好，而我却表现得很好，于是后母就趁我去保谷的母亲家时，给她们特别指导，到时候再来奚落我。
因为她们不想去，我便努力示好，表示会弄果汁给她们喝，并且说我一个人会害怕，请求她们一定要陪我去。好不容易她们才答应。
我们是在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一枝家。抵达后，我立刻到厨房弄果汁，杀了五个人。当时太阳还没有下山，天色还亮，用不着开灯。虽然是独立的房子，但是有灯光露出的话，远处还是会注意到这房子里有人，那样就有危险了。
我知道砒霜的解毒剂。但是，我并没有拿到。不过因为厨房的事向来都是我在做，所以我一个人在厨房，她们也不疑有诈，我也不必多费手脚。我就把她们的尸体搬到浴室，然后独自回到目黑的梅泽家。
回到梅泽家的原因，除了是要把亚砷酸的瓶子和附了钥匙的绳子偷偷地放在后母的房间外，也是因为当晚我无处可睡。至于晾在家里的衣物，就让它继续晾着，或许永远不会有人来收拾了。
第二天晚上，尸体已经僵硬了，我就在窗下就着月光，进行切割尸体的工作。
将尸体放在浴室里一整晚，让我感到很不安。可是，浴室是切割尸体最理想的场所，而且，如果先把五具尸体都放在储物柜里，隔天再搬到浴室处理，这样沉重的工作，恐怕不是我一个女子所能负荷的。我也想过，万一因为放在浴室里被发现了，我就立刻在那房子的附近，服下同样的毒剂，假装成被同一人所杀。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母亲，免得她背负凶手母亲的恶名。而这么一来，就可营造出虚构的凶手为了完成“阿索德”，杀害我们六名少女，但是还没有分解就被发现等云云。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尸体并没有被发现。我处理完五具尸体，分配成六组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油纸包好，搬到储藏室，用布盖起来。这个储藏室已经在处理一枝丧礼的时候，被我打扫干净了。这是为了防止尸体上有可能沾到稻草或关东土壤等一切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恰好我们六人血型都是A型。这是有一次我们一同去捐血，我无意中知道的。
如何处理六个人的旅行袋，倒是我分尸结束的一大难题。旅行袋虽然小，但是有六个之多，又不能和尸体一起埋掉。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只好每个旅行袋内都放入秤锤，让它们沉入多摩川。切割尸体时所使用的锯子，也如法炮制，沉入河里。
写给竹越先生的信，我早就写好。在目黑的梅泽家休息一个晚上后，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一日，就立刻投寄了，接着我才到一枝家处理尸体。这样做，是为了让尸体在还没有开始腐烂以前，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而且也让竹越没有思考的时间。
我的身上没有痣，这点母亲多惠很清楚。为了利用痣做为辨认我的证物。我行凶相当久以前，就用铁棒打自己的腹部，再告诉母亲，这颗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母亲惊讶的程度超出我的想像，她一再的用手抚摸那颗痣。我不禁庆幸还好没用化妆品来画。
结束了一连串的罪行之后，我暂且投宿在川崎或浅草一带的小旅馆。我改变发型和服装，假装成在找工作的样子，心里却十分挂念母亲，想必她一定哀伤得不得了。由于我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闲，手边有点积蓄，所以暂时之间并无生活上的问题，但是，继续留在日本的话，绝对比较危险。幸好当时日本已经有海外的殖民地，所以早在计划之初，我就想过：如果计划能顺利进行，我就逃到中国大陆去躲起来。虽然我很挂念母亲，可是我却不能让母亲知道我没有死的事情，因为她是个不会说谎的女人。我连母亲都得隐瞒，总觉有点残忍。但是万一母亲暴露真相，她所受到的痛苦，相信大于以为我已经死了。因此，我忍受着椎心刺骨的哀痛，离开了日本。
说来幸运，我投宿在某个旅馆时，认识了一个女服务生，她正好要举家加入一个满洲移民团；在我百般央求之下，她愿意让我加入他们家，一起到中国大陆。可是大陆并不是别人口中的天堂，土地虽然广大，但是冬天气温却常在零下四十度。做了一阵子的田里工作后，我便去“北安”服务。当时实在不是一个女人单独出来打天下的时代。不用说，日子极其艰辛，我不想浪费笔墨描述那些事情，只觉得那些是神对我的惩罚。我终于能够体会母亲当年所以没有来满洲的难处。
败战后，我回到日本，一直住在九州。经过昭和二十年代，到了昭和三十年代，梅泽家的事件更加被炒得沸沸扬扬，我间接听说保谷的母亲由于命案的发生，获得大笔遗产，这让我非常满足。昭和三十年左右，我理所当然地猜想母亲一定会搬到京都，经营她梦想的皮包店。
昭和三十八年的夏天，我终于忍耐不住，来到京都的嵯峨野，想见母亲一面。孰料，从落柿舍到岚山以及大觉寺、大泽地附近，我整整打听两天，都找不到母亲的店。
找不到母亲，让我非常气馁，当时的心情真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无可奈何之下，我便前往东京。但是东京完全变了，车辆数倍于过去，高速道路纵璜，到处可见和奥运有关的标语。到了东京，我最想看的地方是目黑。我从远处眺望梅泽家的旧址，从建筑基地的树林缝隙，看到了一栋新起的大厦。
第二个想去看看的地方，是驹泽的森林。之前我就听说过，驹泽已经变成高尔夫球场了。想去驹泽的原因，是想再看看我喜欢的小河、原野，还有杀害父亲时掩埋凶器的地方。但是，当我站在驹泽的土地上时，我非常的震惊。眼前尽是推土机、大卡车，根本看不到森林或小河。我沿着路走，在原本是小河的位置处，看到了许多大大的水泥管。该不会那些水泥管已经取代了小河，河水是从水泥管的中间流出去的吧？我当年埋凶器的地方，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我问路人，才知道这里是明年奥运的竞技场或运动公园的预定地。
太阳很大，我虽然拿着洋伞，仍然觉得汗水直流。赤裸着上半身工作的男人们，在太阳底下奋斗着。这和当日埋凶器的下雪夜晚，差别是何其大……
离开驹泽，我去保谷。此时我已经想到，母亲应该是不会离开保谷的。仔细想想，她现在的确实年龄，已有七十五了，昭和三十年左右，我以为她会在京都开店时，她也六十好几，不可能在那个年纪还独自开新店。认为她在京都开店，只是我一厢情愿、自我满足的想法。我实在太愚蠢了。到了保谷一带，往母亲的店走去时，我的双脚颤抖。前面转个弯，就可以看见母亲的店了，我所思念的母亲，今天也像往日一样，坐在她的店门口吧？
转弯了，但是没有看见母亲的身影。母亲的房子脏乱又老旧，周围的房子则是全变了。其他面对马路的店家，店面都已换成铝制的玻璃门，只有母亲的房子，仍旧是黑黑脏脏木框玻璃门，显得特别醒目。店前没有摆香烟，母亲好像已经不做生意了。我打开玻璃门询问，一个中年女人走出来，我上前自我介绍，说是多惠的亲戚，从大陆回来，想探望多惠。
母亲在里面的房间睡着。她毕竟老了，完全像个病人。我坐在她旁边。母女俩终于见面了。
母亲的眼睛差不多失明了，看不到我是谁，一直向我说谢谢——我泪流不断。
此时，我的心里开始有了后悔的念头，后悔自己犯下那么重的罪。我想：我到底做了什么呀？母亲并没有变得比较幸福呀！我错了。一连几天，我强忍悲情，向母亲解释，我就是时子。过了四、五天，母亲总算弄清楚我是时子，喜极而泣，高兴地叫着时子。不过母亲已经不能了解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我还能要求什么？她能知道我是时子，我便心满意足。
第二年，东京举行奥运，我为母亲买了一架当时刚上市的彩色电视，其实母亲视力几乎等于零，什么也看不见了。当时彩色电视相当稀罕，附近的人都来看。奥运开幕典礼那天，电视机播放五架喷射机在天空画出奥运标志的五个圆圈的镜头时，母亲去世了。
我想替母亲做的事很多。到嵯峨野开店，是我为母亲实现梦想，也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固然说过我有后悔的心情，但不是一般世俗的忏悔。既然自已做的事，是再三思考过的事，就不必后悔，否则一开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