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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盲从附和,如果他的意见和教授不相同,立即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错误,他的哲学系统就是这样逐渐树立起来的。毋怪叔本华曾自豪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权威、很光荣地讨论一切。人类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一定要和世界的关系连带地研究——像我那样,把小宇宙和大宇宙联合起来。”
这是一个奇异的哲学胚子。以叔本华家庭的财富,他本可像一般花花公子一样,流连歌台舞榭,沉迷脂粉丛中,尽情地享受,商业环境也尽多这样的机会,他却偏偏选择学术研究;以叔本华横溢的才华,钻研任何学科都可崭露头角,光耀门楣,他却唯独爱上哲学,终生落得“无母、无妻、无子、无家”的下场,千秋万世赢得“忧郁、多疑、孤独、暴躁、厌世、悲观、愤世嫉俗、仇视、轻蔑女人、诽谤爱情”之名。这一切的一切,岂不是天意?
叔本华生平及其学说02
更新时间2009…1…14 16:25:32 字数:5942
叔本华乖异的性格,确是世所罕见。一般论者都认为叔本华愤世嫉俗的怪癖和悲观的哲学,是由于他的著作未能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失望之余,而产生的变态心理。这一点,个人虽不敢苟同,但莫若说他特异的性格是由于天性,至少按照叔本华本身的解释应是如此。他说过:“性格遗传自父亲。”叔本华的父亲个性暴躁、刚愎,他也如此;他的父亲崇尚自由独立,因普军进袭但泽,不惜损失十分之一的财产,迁居汉堡,叔本华一生也始终坚持他心目中的真理。
叔本华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性格,远在少年时就表现出来。他父亲死后不久,他母亲携女迁移魏玛,留下十八岁的叔本华独撑生意,说来实不近情理。他母亲无法容忍叔本华神经质的性格是一大原因。后来(1806年10月间),她曾写一封信给叔本华,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使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但,我还是忍着,因为我知道,你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喜欢默想人生的凄惨。”1807年年底,叔本华离开科塔到魏玛,按理应该和她母亲一块儿居住,但他母亲很清楚地表示,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所以,他只得另租一间房子。她写信给叔本华说:“我一再告诉你,很难跟你一块儿生活。我越了解你,越感觉增加困苦。只要不和你一起生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你的怪脾气,你的怨言,你不高兴时的脸色,你对于愚蠢世界、人类痛苦的悲伤,带给我不快乐的夜晚,和不舒服的梦境。”他那时应是无限憧憬的青年期,有的是钱,不愁吃不愁穿,世界的悲惨,干卿底事?所以说,他是哲学胚子,天生的悲剧性格。至于母子间的隔阂和学术前途的坎坷,只是如同顺水行舟的风力,更助长他的偏激和愤世嫉俗。
叔本华转到柏林大学,本来是受了费希特(Fichte)的号召,期望能从他那里汲取些哲学精华,但他失望了,因叔本华本身素来就喜欢条理清楚,合乎逻辑的文章,所以对费希特神秘的巧辩和傲慢的态度,大表反感。他虽然不佩服费希特,但仍然继续听他的讲授,他一心一意找寻他的错处来和他争辩。他的笔记充满了尖酸刻薄的批评。费希特的演讲题名为“知识学的原理”,叔本华在旁边却写上“知识学的空虚”(注:德文的“原理”和“空虚”两字谐音),借此来开费希特的玩笑。有时他埋怨费希特讲得不清楚,有时人家讲得很清楚,他又嫌他太啰唆,把浅显的事情翻来覆去地说明,使听的人感觉无味,分散了注意力。有一次费希特说了一句“天才像上帝,疯狂是野兽”,以说明天才和疯狂的截然不同,叔本华认为他完全不懂心理学,简直不配当哲学家,因此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评,他说:“我不承认疯狂像野兽,也不承认健全的理智,是介于天才和疯狂之间。我虽不否认天才和疯狂很不相同,但他们却比‘天才与理智’和‘疯狂与禽兽’的关系还要密切。天才一激动起来,可不是经常表现得像疯子一般?我敢确定地说,健全的理性,是严格地受他身体方面思想感觉条件的限制,受空间、时间的确定观念所支配。它们把他紧密地包藏着,像一件合身的衣服,非常美妙地遮掩着他的身体。这些人无法超脱这样的拘束,再说,他们若没有经验作条件,也无法抽象地思索自身和周围的事情,但就是因为在这些限制之下,他们都能过得很舒服。天才却是靠一种超越的、不可解的力量,能够冲破‘经验条件的限制’。我再打个比喻,天才的身子非常大,普通衣服包不住他,他们从来也没被衣服完全包住,就像莎士比亚剧中的李尔王,他是接近禽兽还是天才?从某一方面来说,因为天才具有抽象的见识事物的力量,所以,对于经验世界比较不熟悉。他们经常用抽象的方法认识事物,故有时难免像疯子一样把观念弄得紊乱,表现得像疯狂一般,莎士比亚剧中的李尔王,歌德剧中的塔索,都是天才和疯狂联合的典型人物。”后来,叔本华有关天才的理论,即是以此为初胚。
就这样,叔本华自觉柏林大学不是他修取学位的地方,他的博士论文是送到耶纳大学评审的。《论因果律的四种根源》一文是讨论世界事物的因果关系。他主张,因果观念不是建筑在一个单独的公理,或者一个简单和必须的真理上,它的来源极其复杂,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类:第一是“现象”,即是感官的对象。第二是“理智”。第三是在时间、空间支配下的“存在”。第四是人类的“意志”。读者阅读本论文时,不难察觉,叔本华的全部哲学系统,在此时已经奠下基础。
这本书出版后,叔本华回到了魏玛,并把这本著作送给他的母亲,他母亲不但不感兴趣,反而讥诮说,他的书根本不能行销。叔本华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说:“等你的著作连堆破烂的屋子都不藏一本的时候,还有人会读它。”彼此针锋相对,争吵愈烈,最后,他母亲气愤得把他推到楼梯下,于是我们的哲学家尖刻地对他母亲说:“她只会因他而留名后世。”这些话在今天果然都应验了。之后不久(1814年夏),他就离开魏玛,因为那里交际太频繁,以及为了逃避“女伶的诱惑”,从此永远离别了他的母亲。他母亲此后又活了二十四年,但直到他母亲晚年彼此才恢复通信。
叔本华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把女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但他还是有过一次如痴如狂的恋爱,若非他及时挥起慧剑斩断情丝,叔本华的后半生恐将完全改观。那个令他疯狂的女人,是当时宫廷戏院最有名的女优,名叫“卡诺苓叶格曼”,长得娇小白皙,曾经是魏玛公爵的情妇。叔本华认识她的时候,公爵已去世。
叔本华的“家务事”很难加以评断,照常情来说,叔本华实是个“不孝子”,但他的不孝母亲也该负一部分责任,她太过自负,太过固执,不但不能欣赏儿子的天才,也不尊重和宽恕儿子的个性。叔本华也太过多疑,他一直认为他母亲对不起他的父亲(指贞节方面)。
叔本华对于“女人”和“爱情”的哲学,大概就是以他的遭遇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参阅《论女人》、《性爱的形上学》)
顺便一提的是,在叔本华离开魏玛之前,开始和歌德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这两位照耀世界名垂千古的文坛、哲学界巨星,似乎都有识英才的慧眼。叔本华平素自视清高,许多名家学者都被他批评得一无是处,唯独敬爱歌德,只要歌德飘逸的风姿出现在他家的客厅,叔本华整个心神都被吸引去。歌德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也非常器重。在耶纳,有一则故事可以证明。某一天有一个集会,大家围着一张茶桌在闲聊,唯独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独个儿退到窗下,神情很肃穆地在沉思,几个女孩子便在开叔本华的玩笑,歌德适时走进来,问大家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众人一齐指着叔本华,歌德责备道:“不要取笑这位少年,到时他会比我们都厉害。”
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引起了歌德浓厚的兴趣,虽然叔本华的主要思想和歌德不同,但歌德并不因此而看轻它的价值。那时候,歌德正在研究有关色彩学的问题,他很欣赏叔本华不苟且的独立精神,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理论告诉他,还把叔本华邀到家里来,促膝长谈一个晚上。由此,叔本华又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位伟大诗人的绝世才华。他们虽然互相尊敬,但思想上并未相互影响。
这是一对忘年之交,歌德出生于1739年,比叔本华整整大了三十九岁。
歌德请叔本华研究色彩学的理论,并把仪器和方法告诉他,好让他随时试验,叔本华为报知遇之恩,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不久,他自己对这门学问也发生浓厚的兴趣。到最后,竟逐渐脱离歌德的线索,结果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论视觉与颜色》。
歌德了解叔本华的个性,但并不赞成他悲观的态度;叔本华对歌德也有批评,说他是“自尊自大的人”,指责歌德的宫廷生活,说他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无意义的消遣上,说他若能过比较寂寞的内省生活,他的思想一定更深沉广瀚。他们两人过了许多个快乐的晚上,一起讨论伦理学、美学的问题。彼此的见解虽不相同,但大体是“友善的终结”。
1814年以后,叔本华使用所有的时间,全心全力写出他的杰作《意志与观念世界》。他把自己思想的精华全部投入到此书,以后的著作只是它的评注而已。
1818年春末,他把原稿大加赞扬地送到出版商那里,并说:“这不是旧思想的改头换面,而是结构严密而连贯的独创的新思想”,“明畅而易理解,有力且优美”,“这本书今后将成为其后数百年著作之泉源与根据”。这虽是他的狂妄自大,但却百分之百是事实。那时,他只有三十岁。
1836年,他发表一篇《论自然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