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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文集之文学评论_周作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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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四日 

    六

    好久不写信了。这个原因,一半因为你的出京,一半因为我的无话可说。我的思想实在混乱极了,对于许多问题都要思索,却又一样的没有归结,因此觉得要说的话虽多,但不知怎样说才好。现在决心放任,并不硬去统一,姑且看书消遣,这倒也还罢了。 

    上月里我到香山去了两趟,都是坐了四人轿去的。我们在家乡的时候,知道四人轿是只有知县坐的,现在自己却坐了两回,也是“出于意表之外”的。我一个人叫他们四位扛着,似乎很有点抱歉,而且每人只能分到两角多钱,在他们实在也不经济,不知道为什么不减作两人呢?那轿杠是杉木的,走起来非常颠播。大约坐这轿的总非有候补道的那样身材,是不大合宜的。我所去的地方是甘露旅馆,因为有两个朋友耽阁在那里,其余各处都不曾去。什么的一处名胜,听说是督办夫人住着,不能去了。我说这是什么督办。参战和边防的督办不是都取消了么,答说是水灾督办。我记得四五年前天津一带确曾有过一回水灾,现在当然已经干了,而且连旱灾都已闹过了(虽然不在天津)。朋友说,中国的水灾是不会了的,黄河不是决口了么。这话的确不错,水灾督办诚然有存在的必要,而且照中国的情形看来,恐怕还非加入官制里去不可呢。 

    我在甘露旅馆买了一本《万松野人言善录》,这本书出了已经好几年,在我却是初次看见。我老实说,对于英先生的议论未能完全赞同,但因此引起我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有两大条件,要紧紧的守住:其一是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念去同化,以致变成一个西装的玉皇大帝,其二是切不可造成教阀,去妨害自由思想的发达。这第一第二的覆辙,在西洋历史上实例已经很多,所以非竭力免去不可——但是,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肯受这新宗教的灌顶么?不为传统所囚的大公无私的新宗教家,国内有几人呢?仔细想来,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将来主宰国民的心的,仍旧还是那一班的鬼神妖怪罢! 

    我的行踪既然已经推广到了寺外,寺内各处也都已走到,只剩那可以听松涛的有名的塔上不曾去。但是我平常散步,总只在御诗碑的左近或是弥勒佛前面的路上。这一段泥路来口可一百步,一面走着,一面听着阶下龙嘴里的潺湲的水声,(这就是御制诗里的“清波绕砌湲”,)倒也很有兴趣。不过这清波有时要不“湲”,其时很是令人扫兴,因为后面有人把他截住了。这是谁做主的,我都不知道,大约总是有什么金鱼池的阔人们罢。他们要放水到池里去,便是汲水的人也只好等着,或是劳驾往水泉去,何况想听水声的呢!靠着这清波的一个朱门里,大约也是阔人,因为我看见他们搬来的前两天,有许多穷朋友头上顶了许多大安乐椅小安乐椅进去。以前一个绘画的西洋人住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门禁,东北角的墙也坍了,我常常去到那里望对面的山景和在溪滩积水中洗衣的女人们。现在可是截然的不同了,倒墙从新筑起,将真山关出门外,却在里面叫人堆上许多石头,(抬这些石头的人们,足足有三天,在我的窗前络绎的走过。)叫做假山,一面又在弥勒佛左手的路上筑起一堵泥墙,于是我真山固然望不见,便是假山也轮不到看。那些阔人们似乎以为四周非有墙包围着是不能住人的。我远望香山上迤逦的围墙,又想起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觉得我所推测的话并不是全无根据的。 

    还有别的见闻,我曾做了两篇《西山小品》,其一曰《一个乡民的死》,其二曰《卖汽水的人》,将他记在里面。但是那两篇是给日本的朋友们所办的一个杂志作的,现在虽有原稿留下,须等我自己把它译出方可发表。 

    九月三日,在西山 

    (1921年6月至9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周作人文集之文学评论天足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这句话我知道有点语病,要挨性急的人的骂。评头品足,本是中国恶少的恶习,只有帮闲文人像李笠翁那样的入,才将买女人时怎样看脚的法门,写到《闲情偶寄》里去。但这实在是我说颠倒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 

    近来虽然有学者说,西妇的“以身殉美观”的束腰,其害甚于缠足,但我总是固执己见,以为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我时常兴高采烈的出门去,自命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跷一拐的女人,于是乎我的自己以为文明人的想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倘若她是老年,这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这时候仿佛无形中她将一面藤牌,一枝长矛,恭恭敬敬的递过来,我虽然不愿意受,但也没有话说,只能也恭恭敬敬的接收,正式的受封为什么社的生番。我每次出门,总要受到几副牌矛,这实在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唯有那天足的姊妹们,能够饶恕我这种荣誉,所以我说上面的一句话,表示喜悦与感激。 

    十年八月 

    (1921年8月作,选自《谈虎集》)



 小孩的委屈

    译完了《凡该利斯和他的新年饼》之后,发生了一种感想。 

    小孩的委屈与女人的委屈,——这实在是人类文明上的大缺陷,大污点。从上古直到现在,还没有补偿的机缘,但是多谢学术思想的进步,理论上总算已经明白了。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是这样想!)用他的标准来统治人类,于是女人与小孩的委屈,当然是不能免了。女人还有多少力量,有时略可反抗,使敌人受点损害,至于小孩受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但是他们虽然白白的被牺牲了,却还一样的能报复,——加报于其父母!这正是自然的因果律。迂远一点说,如比比那的病废,即是宣告凡该利斯系统的凋落。切近一点说,如库多沙菲利斯(也是蔼氏所作的小说)打了小孩一个嘴巴,将他打成白痴,他自己也因此发疯。文中医生说,“这个疯狂却不是以父传子,乃是自子至父的!”著者又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你应该听听;这或者于你有益,固为你也是欢喜发怒的。”我们听了这些忠言,能不憬然悔悟?我们虽然不打小孩的嘴巴,但是日常无理的何斥,无理的命令,以至无理的爱抚,不知无形中怎样的损伤了他们柔嫩的感情,破坏了他们甜美的梦,在将来的性格上发生怎样的影响! 

    --然而这些都是空想的话。在事实上,中国没有为将小孩打成白痴而发疯的库多沙菲利斯,也没有想“为那可怜的比比那的缘故”而停止吵架的凡该利斯。我曾经亲见一个母亲将她的两三岁的儿子放在高椅子上,自己跪在地上膜拜,口里说道,“爹呵,你为什么还不死呢!”小孩在高座上,同临屠的猪一样的叫喊。这岂是讲小孩的委屈问题的时候?至于或者说,中国人现在还不将人当人看也不知道自己是人。那么,所有一切自然更是废话了。 

    十年九月 

    (1921年9月作,选自《谈虎集》)



 国粹与欧化

    在《学衡》上的一篇文章里,梅光迪君说:“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种对于模仿与影响,国粹与欧化问题的感想。梅君以为模仿都是奴隶,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也是可取的。我的意见则以为模仿都是奴隶,但影响却是可以的;国粹只是趣味的遗传,无所用其模仿,欧化是一种外缘,可以尽量的容受他的影响,当然不以模仿了事。 

    倘若国粹这一个字,不是单指那选学桐城的文章和纲常名教的思想,却包括国民性的全部,那么我所假定遗传这一个释名,觉得还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主张尊重各人的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自然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艺上能够发展起来,造成有生命的国民文学。但是我们的尊重与希望无论怎样的深厚,也只能以听其自然长发为止,用不着多事的帮助,正如一颗小小的稻或麦的种子,里边原自含有长成一株稻或麦的能力,所需要的只是自然的养护,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长,便反不免要使他“则苗槁矣”了。我相信凡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不模仿什么人为唯一的条件,听凭他自发的用任何种的文字,写任何种的思想,他的结果仍是一篇“中国的”文艺作品,有他的特殊的个性与共通的国民性相并存在,虽然这上边可以有许多外来的影响。这样的国粹直沁进在我们的脑神经里,用不着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会消灭的,他只有一个敌人,便是“模仿”。模仿者成了人家的奴隶,只有主人的命令,更无自己的意志,于是国粹便跟了自性死了。好古家却以为保守国粹在于模仿古人,岂不是自相矛盾么?他们的错误,由于以选学桐城的文章,纲常名教的思想为国粹,因为这些都是一时的现象,不能永久的自然的附着于人心,所以要勉强的保存,便不得不以模仿为唯一的手段,奉模仿古人而能得其神髓者为文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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