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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
长孙无忌等人忙说：“陛下无失！”
散骑常侍刘洎一向性格坚贞，当即指出：
“往昔陛下临朝，曾道：‘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成行尝上书道：‘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陛下嘉纳，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皆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非所以广开言路也。”
中书侍郎马周也跟着奏道：“比来陛下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
太宗听了，默默无语，半晌才点了一下头说：“朕性格倔强，又喜爱文学，喜欢才辩，君臣凡有奏对，朕总是引古证今驳他。这是朕的一个小毛病。”
散朝后，刘洎又奋笔疾书，就太宗的这个“小毛病”上书谏道：“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悬殊，不可伦比。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勉，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以慈颜，凝旒而听其言，虚怀以纳其说，犹恐臣下未敢尽对，况动神机，纵天辩，以折其理，引古以非其议，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损心，多语伤气，内损心气，外劳神形，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宜为性好自伤！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此辩才之累也。”
刘洎话说到了太宗的脸上，但句句是真，太宗览表，思量了一番，自我检讨了一番，乃提笔以飞白书答刘洎：
“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神形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刘洎得了太宗飞白书，喜不自胜，珍宝一样地珍藏起来，常在夜深人静时拿在灯下观看。太宗飞白书笔走龙蛇，见神见气，非同寻常，岑文本曾赋诗一首赞曰：
奉述飞白书势
六文开玉篆，八体曜银书。
飞毫列锦绣，拂索起龙鱼。
凤举崩云绝，鸾惊游雾疏。
别有临池草，思沾垂露余。
贞观十七年（６４３年）六月丁亥日，太常丞邓素出使高丽回来，言高丽国内新王当政，局面混乱，不大理会大唐皇帝的诏书。邓素建议再派些戍兵增守怀远镇，以逼高丽。太宗听了邓素的建议，摇摇头说：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之、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
话虽这么说，但高丽等国的问题，决不是“修文德”所能解决的，早在贞观初年，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就不断地发生战争，你打我，我打你，纵横捭阖。三国又都奉唐为天朝大国，尤其是处在南部偏东的新罗与唐友善，受高丽、百济的联合夹攻，常常遣使向唐求援。太宗在中国为根本，四夷为枝叶的前提下，数次遣使派发诏书前去调解，效果都不是很大。
贞观十六年（６４２年），高丽国亲王名盖苏文者，自云生水中以惑众，性格残暴。国王高建武与诸大臣议诛之，盖苏文事先察觉，诈言大阅兵，列馔具请诸大臣前去视察，大臣到后，悉数被杀。盖苏文又驰兵入宫杀高建武，肢解其尸投入阴沟内。乃更立高建武弟弟的儿子高藏为王，盖苏文则自为莫离支，相当于中书令兼兵部尚书，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盖苏文相貌堂堂，美髯飘飘，冠服皆饰以金，腰佩玉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常踩王亲大臣的肩背上马，出入列兵，如狼似虎，有行人来不及躲闪，只好跳入河中了事。
太宗闻听高丽兵变，高建武被杀，心中恻然，遣使持节前去吊祭。有人劝太宗发兵讨伐，太宗以不能因丧伐罪为由，息事宁人，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
但脸面上的话还得说，这天上朝，太宗问诸大臣：
“盖苏文杀君攘国，朕取之易耳。但山东凋弊，朕不忍用兵，怎么办呢？”
司空房玄龄奏道：
“陛下士勇而力有余，藏起来不用，正所谓‘止戈为武者’。”太宗见房爱卿和得及时，频频点头予以赞同，司徒长孙无忌又上前奏道：
“高丽又没有人前来告难，可赐书慰之，隐其患，抚其存，彼自当听命。”
“善！”太宗点头道。
诏使未发，会新罗国使者来到长安，上书称：“高丽、百济联合，将见讨，谨归命天子。”
太宗垂问使者：“想怎样免除这场灾祸？”
新罗使者苦着脸说：“计穷矣，惟陛下哀怜！”
太宗皱着眉头，想了一下，对使者说：
“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辽东，威震高丽、百济，这样你国可以有一年的喘息备战时间，一策也；我以绛袍丹帜数千赐你国，你们用它来武装士兵，以假乱真，列开阵势，二国见了，以为我王师至，必走，此二策也；百济恃海，不修戎械，我派舟师数万袭之。你国是女君王，所以数受邻侮，我派宗室主持你国政务，等四邻皆安后，再还政于你主，此三策也。你觉得哪个策略最可取？”
…
太子千万别忘了媚娘（7）
…
使者吭吭哧哧回答不上来，太宗决定照原来商议的意见，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远赴高丽，以玺书命高丽停止进攻新罗。
玄奖还未到，盖苏文已挥兵拿下新罗二座城池。玄奖谕帝旨，盖苏文不予理睬，说：
“过去隋朝侵我高丽，新罗乘机夺我地五百里，现在若不夺回，决不收兵。”
玄奖说：
“事情都过去了，就别说了。辽东原本是中国郡县，我唐天子且不取，你小小的高丽焉得违诏？”
盖苏文头昂得高高的，不理这一套。玄奖见说不通，只得返回长安，奏于太宗，太宗拍案叫道：
“莫离支杀君，虐用其下，我出师无名哉？”
太宗摩拳擦掌，就要议出兵的事，谏议大夫褚遂良谏道：“陛下指麾，中原清晏，四夷臣服，威望盖世。今欲渡海而伐夷，若指日克捷犹可，万一蹉跎，伤威损望，今兴忿兵，安危难测。”兵部尚书李祐平生喜欢打仗，一听说太宗要讨伐高丽，不觉技痒，跃跃欲试、他端了端玉带，移步上前，慨然奏道：“往昔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止，致使北鄙边陲，久未宁静，后以陛下天威，方灭薛延陀。曩用陛下之策，北鄙久安矣！臣年且垂垂老矣，尚可上阵一搏，陛下若发兵东征，臣愿为前部先锋！”
太宗一听李祐支持他东征，觉得振奋，对群臣说：“征也不征，先做准备再说。”太宗即命兵部拟定方案，决定调吴船四百艘运粮，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营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讨。盖苏文闻大唐动兵，心下恐惧，忙遣使携金宝来到长安。使者献上珠宝，太宗拒收，使者又言：“莫离支遣官五十人宿卫！”
太宗怒道：“尔等委质建武，而不伏节死义，今又为逆子谋，不可赦！”太宗一声令下，高丽使者随从及遣官，悉数下狱。
高丽恐惧，太宗意气愈加高昂，决定御驾亲征高丽，太宗的盘算是：西北边陲已定，只有东夷几个跳梁小丑不服。不如趁自己还能动弹，一举发兵破之，也为仁弱的太子李治扫清障碍，争得一个和平宁静的边疆。但御驾亲征非同小可，褚遂良以为不可，上书切谏，太宗未予理会。
募兵情形也出奇得好，往年隋炀帝征高丽，人们不惜以自残而逃役，如今太宗用兵辽东，却是募十得百，募百得千，报不上名不得从军的人抑郁慨叹，引以为憾。太宗闻之，更觉心气骄盈，乃抓紧时间选将拜帅，预备出征。
李祐、李道宗、薛万彻乃国之名将，自然随驾出征，太宗笑着评价这三位爱将说：
“于今名将惟有李祐、道宗、万彻三人而已。李祐、道宗不能大胜，也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
人又推荐洺州刺史程名振善于用兵，太宗召至行在问其用兵方略，程名振答奏称旨，条理分明，太宗甚觉高兴，说：“卿有将相之气，朕将提拔任用！”
程名振正在思考问题，对皇上的这句话忘了拜谢，太宗怒道：“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
程名振一揖到底，侃侃言道：
“疏野之臣，未曾亲奉圣问，适才方思所对，故忘拜谢。”
大宗见他举止自若，应对明晰，心下称奇，对侍坐的长孙无忌说：“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他人，尚神色无主，程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全无震慑，辞理不失，真乃奇士！”太宗知人善任，当即诏拜程名振为右骁卫将军。随后太宗调兵遣将，北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太宗也驾临洛阳，诏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常何、左难当副之，冉仁德、刘英行、张文干、庞孝泰、程名振为总管，率江、吴、京、洛水师四万人，乘吴船五百艘，泛海趋平壤。以李祐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曲智盛、吴黑闼为行军总管，率骑兵六万先趋辽东。又发契丹、奚、新罗、百济诸君长兵乔逼辽东。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百姓负担，太宗又下诏曰：朕所过，营顿毋饬，食毋丰怪，水可涉者，勿作桥梁，行在非近州县，不得令学生、耆老迎谒。朕昔提戈拨乱，无盈月储，犹所向风靡，今幸家给人足，只恐劳于转饷，故驱牛羊以饲军。且朕必胜有五：以我大击彼小，以我顺讨彼逆，以我安乘彼乱，以我逸伐敌彼劳，以我悦当彼怨，何忧不克邪！
出长安时，太宗令房玄龄为留守，且令便宜行事，不复奏请。贞观十九年（６４５年）正月庚戌日，太宗自将诸军从洛阳出发，命特进萧瑀为洛阳留守。癸亥日，车驾至邺县，魏太祖曹操死葬邺城西，太宗亲自撰文祭奠，言：
“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