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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边包括跨国公司，或者说这边的一些比较有市场拿捏这样的公司，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公司，你能够加入进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第一步。当然假如有的人喜欢创业的话，一开始就跑回来创业，那我想这个时候你们更要抓住，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当中，你有没有第一手的资料。那么这个我觉得在回与不回当中，回到哪里，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五年以前市场的条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我要跳动，那块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地，这是首先要看准，要测量好的，对，好这是一个参数，王先生。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你有生长的优势，比如说二十多岁才出去，中国这个文化，中国的影响，中国对你的人的成长，整个优势我觉得要充分地利用。否则的话呆在北美，比如说可能生活也很好，一眼就能看到你几十年你能干什么。这个社会已经很规范，很正规，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话，都已经做得很饱满，所以我觉得难有大的创造。同时的话，好像总是生活在那种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如果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这个两种文化的夹缝，能够变成一种两种文化的优势，我觉得不错，所以我觉得当时回来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我觉得回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回来有过在北美或者在西方一些公司的经验，可能会对这个有很好的帮助，因为特别是能够先回来，哪怕是现在留学生很多回来以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找不着事，或者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比如我碰到很多留学生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欧美同学会商会，我也是这个商会的会长，同时也碰到留学生问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找准了一个行业，你感兴趣的，如果还能在行业里边，先比如找到一个知名的公司，甚至一个国内企业干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创业，我觉得这个时候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如果一回来可能我要创业，找了半天，对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熟的话，那这个可能机遇不是特别高。包括我在我的创业中，因为我在香港已经有了三年的过渡，经常回国内，那么这样的话对国内情况非常了解，一旦出来以后，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搞好。
审时度势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刚才我们底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倒是挺担心一个问题，担心江湖游走人士，当初走的时候就是被一些出国浪潮裹挟出去的，我在美国也曾经碰到这样的朋友。在美国的旧金山，那个大桥不是金门大桥，忘了叫什么大桥，中间那个岛是一个垃圾做成的，然后要走过去就能看到旧金山这边城市的景色。那边有一个买胶卷的小商亭，小商亭主一看就是一个华裔。那么我们当时同去的还有几个上海朋友，上海朋友就讲上海话。那个人一听是上海话，可能有种乡音所动，过来主动讲，“侬上海人啊”，上海人亲切地交流起来。一问那个小伙子是复旦大学学物理的，1978级，但是当时已经是2000年，还在那里卖胶卷。那么他以前所学的东西，可能是没有更多的发挥的市场，他就非常关心问国内的情况。那么这个事例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走的时候有没有方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认清方向。
我想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就像出国一样，出国实际上到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比较理智了，出国实际上是一个选择，像有些在国内碰到很多很优秀的人他也没有出国的打算，他觉得目前国内市场和国内，他的机会已经足够让他在国内发展了。因此我觉得留学生回国这个事情，如果光讲“回”这个字，实际上是个文化的感召，因为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回来，但是把这一层拿去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你个人的打算。比如有些很多人出国，包括我在内，当时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当时我们想美国的学习机会可能它的技术的高技术部分的深度，可能我们去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因此现在回国，如果把民族情结拿掉以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国内的市场对他的一个吸引。国内市场吸引我个人认为，就是要非常地注意，就是我们今天以民族情结回来，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像我个人至少有40到60％是民族情结。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国看到中国富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所以因此我觉得咱们要回来的朋友，首先我们要想，我们为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非常值得鼓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想到这个市场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不适合你，有没有适合你的地方，就像刚才王总讲的一样，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创业，因为国内的市场的情况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当教授，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从政，这个肯定是有一个选择。
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位置，人到哪里去？就是说不是说别的东西创造而是说你要到哪里去，是你自觉的行动。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可能大家那个时候觉得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1990年或者80年代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选择会很少，选择比现在少一些，那么十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选择很多，这个时候现在出国的这种浪潮还在有，但是跟那个时候状态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是带着几百美金出国，现在肯定不一样。这个十年发生很多变化，当然说人海茫茫，就是说本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从我们个人角度，永远都是这么想的。那么从国家来讲，就是说国家也是利益最大化。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个人理解，为什么就是说要采取这样那样的一些宣传，这样那样的政策？那么无非就是说我们要吸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祖国，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个目标不管是从个人还是国家是一样的。所以到今天，我觉得已经变得非常自然了。就是说我们国内跟国外，因为现在的流量很大，就是说在国内你也可以知道美国纽约的事情，在美国纽约也可以知道北京上海的事情，这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我们每天大量的E…mail，大量的网上信息，所以这方面，我相信我们已经把基本的命题变得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按照价值规律去做事情，但是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规律可能背后有几个基本因素。当然说利益是一个很难听的词，但是说它有很多解释，我们追求发展，这就是利益，我们追求成就感，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文化，就是说包括文化的融合，同时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个地方，能够使我们自己能够过得更愉快，同时我们很多人，我们共同的一个理想，就是希望中国好，为中国多做贡献，我觉得这就是利益。所以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大家今天有人坐在那儿，有人坐在那儿。那么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要成功的人都应该有一个责任心，因为你毕竟有你自己的祖国，有你的家庭，同时你还有你的朋友，还有你自己，那么这几方面我们都要为它负责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怎么选择都是对的，这是我的感觉。
刚才李先生也谈，说“回”字上在情感上不成问题的，都是中国人，情感上永远割舍不了，即使是人身不能回来，将来也会魂归故里。我们所谈“回”字更多的是理性的，或者比较认真的客观的一种行为的选择。那我可能是由于职业关系，我比较喜欢观察，我就发现这十年来，首都机场送的人和回的人的眼神有很大的变化。大概十多年前，是送的人的眼睛非常地焦虑，非常地担心，甚至是泪流满面，就是担心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友人出去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那么现在再发现这种眼光呢，是在入境登记处的人眼睛非常地忧虑，非常地担心，不知道来接他们的是什么人，迎接他的又是什么情况。几位真正重新回到国内，那种忧虑有吗？或者说是如何一步一步真正适应了中国这片土壤，对你的一种挑战和考验，茅先生？
其实我觉得刚刚你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记得我1994年回来的时候，我妈一见到说怎么儿子你头发少了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变化一定有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就是今天至少我们出去念书的时候，年纪比较轻，那个时候我去适应一个不同的一个社会环境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现在回国以后，其实你还有一个第二次适应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外国人。因为我自己观察到的很多朋友，就是说他们跑到国外去以后，比如去了美国以后，他也一直认定自己是外国人，受到一些不同方面的挑战。那么这一个假如可以理解的话，同样的这一群人回国以后，他还是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又对很多的本地的一些做法跟市场的一些行为他可能就不能适应。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适应的过程是一个心态的适应，就是你本身一定要融入到本地的主流，我想这个是最最重要的。而刚刚讲到一个送跟迎心态的改变，其实就是反映了，到底你今天对于一个你所要面对的一个生活环境，如何去享受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还是要抱着一种适应，然后在里面让你发挥最大化。假如你今天回来以后你可以发挥最大化，对你个人的价值可以发挥最大化，然后对一些机会的拿捏可以比较准确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心态可能就会变得第一次可能有一定的恐慌，很快就可以过去。
那普遍来讲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最难适应的，我觉得就是刚刚其实李安渝也讲到，这最难适应一般在我们自己的行业。比如说像IT行业比较，我们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创业也好，做一些业务也好，它的市场的一个数据是比较透明的，所以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