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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哎，熬着点吧……”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象流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饱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经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禁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干扰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长刷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
有的老劳改犯说她尿湿了裤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没有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感，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肉体。“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作精神上的慰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田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恰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剥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色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长的睫毛，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
“哎，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两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精神感动了，我含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感觉。“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就好了。我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作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嫩柔婉，在我眼前展开春天里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色的蒲公英：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
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睫毛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沷上奴命跟你睡。
……
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
还离着很远，就听见他们嘻嘻哈哈地吵闹声。姑娘悠然又化作一团彩色的雾气。歌声、肉体、温暖的气息，全消失了。我的组员们一进门，先是一捧捧黄瓜西红柿堆在我的面前。
“贼不走空趟！”劳改犯人们说。“吃吧，吃吧，这根黄瓜是刺儿皮，可脆哩！”塌鼻子用比黄瓜还脏的手在黄瓜上捋几下，算是擦干净了，递给我。你既然把他当作贼，他也就以贼自居了。并且，在农民们都做贼的时候，不做贼倒是反常，做贼当然不会觉得可耻。
接着，他们便在土坑上打开铺盖，劈劈扑扑地抻褥子，抖被子。一股汗臭味顿时弥漫了全屋。躺在被窝里，他们还要聊一会儿。
“咦，那个吴琼花八成儿跟洪常青搞上关系了哩！都在一个部队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没睡过觉，我才不信！”
“南方人都喜欢搞那玩意儿，那地方热……”
“我听说，南方人上厕所男女不分哩！”
“在日本国，男男女女还在一个澡堂子里洗澡哩！”
“日本国啥！那年我盲流到上海，也是个大热天，我亲眼瞧见一伙男的女的，全在一个大池子里扑腾！”
“没穿衣服？”
“穿衣服啥！穿着衣服能在水里扑腾？都他妈的光着身子！”
“啧，啧……”
而我，却搂着我的姑娘入睡了。我把被窝留出一个空档，这里睡着她柔软的、但却是虚空的身子。
有一次，劳改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列宁在十月》。劳改犯人看了，对瓦西里和他老婆吻别那场戏大感兴趣。
“咦！了不得！电影影子里还吃老虎哩！”
“嘿，抱着脸就那个啃！”
“你跟老婆姨也啃过。嘻嘻！啃过没有？你说，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术语，劳改犯人可是记得牢牢的，随时挂在嘴边。
“啃啥哩，脸怪脏的！我一偏腿上马，一蹦子就到河西了……”
接吻“怪脏的”，而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却不“脏”！爱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进得门来就吹灯，
抱着我的小亲亲。
嗯咦哟——嗯咦哟——
豆大的灯光熄灭了，姑娘上过吊的屋子里黑暗如漆。劳改犯们都入睡了，打鼾的打鼾，锉牙的锉牙，呻吟的呻吟；那个把牛喂死的劳改犯哼哼卿卿地这样唱了几句，最后吧咂几下嘴，也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而在这幢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的脑海中荧荧地闪烁。啊，魔障啊，魔障！
我不能说那是淫荡的、下流的。在我体内，在我刚过三十岁的强壮的肉体里，也蠢蠢欲动着这个魔障。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中这样写道：“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