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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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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4) ↑回顶部↑

  凌志军:从你们研究院走出国去读书的学生多吗?
  张亚勤:有200多个,大多数是好学校。
  凌志军:你们对学生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标准?凭什么说一个学生是好是差?
  沈向洋:如果一个人要去美国读博士,我的标准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下决心献身于做学问;另外一个就是聪明不聪明,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第三,你在工作中的想法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想出来的。这些都是有客观标准的。
  凌志军:但是你说的第一条,看上去没有客观标准。
  沈向洋: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生,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某某系的第一名。四年大学下来,她的平均分数是94。8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但是我对她面试以后,把她排在最后一名,因为如果我是导师,就不会收她。
  凌志军:为什么?
  沈向洋:她到美国去,绝对不会认真地在那里念书。我问她打算干什么,她就是打算去美国享受生活,完全不是去读书的。美国的教授不相信我,打电话来问我,然后还是收了她。
  张宏江: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些中国学生去了,没有读完就走,弄得美国的教授很头疼。人家投入经费,招收一个学生。你半途走了,人家要重新找。
  张亚勤:所以我面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读完?我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可以换个更好的学校,但是导师的项目就会很困难,所以我不能离开。这是双方的承诺,你不能失去信誉。
  凌志军:看来你们不是担心智商,是担心情商?
  张宏江:都很重要,我觉得智商和情商同样重要。首先是承诺很重要,就像朋友一样,朋友之间就是一种承诺,大家都要负责。你做学问,也是一种承诺,你做生意也是承诺。
  张亚勤:看一个学生的好与差,如果是研究,有三种。第一种,你给他讲得很清楚,他还做不好;第二种,你讲得很清楚,他很快就可以做回来,而且做得很漂亮;第三种,你讲个大概,他自己来定义自己的课题,还能做出来,这就叫悟性。
  凌志军:后面这种人比较少吧?
  张亚勤:有不少学生还是有悟性,只不过程度不一样。就好比《射雕英雄传》,有些人像郭靖,反应很慢,但是很深;有些人像黄蓉,反应很快,但是比较浅。
  假如我们没有出国
  凌志军:谈到悟性。我能理解这是个综合的能力,但这是天生的?还是教育出来的?
  张亚勤:我一直认为天生很重要,尽管你现在是在研究后天的教育。
  沈向洋:有些东西,比如音乐或者体育,是一定要有天赋的。但是做科研的话,你先天差一些,可以在后天的教育中补上来。
  张宏江:如果有一个很开放的环境,人的悟性就更加容易产生。
  张亚勤:小孩子刚出生,很多事情和大人不一样。比如看东西,他是反过来看。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两种商:自己智力的商和外部信息量的商,两个东西不断交换,他就成长起来。如果他的环境是封闭的,外部信息量的商不增加,他本身的智力商无可交换,也就不能成长,或是成长得很慢。另外一种情况是开放的环境,那么孩子周围信息量的商在增加,他可以不断地交换,这样就刺激他的智力的商不断成长。
  凌志军: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在同样的教育环境中,出来的人还是有区别。
  张亚勤:教育系统如果很固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很难形成,如果教育系统鼓励你形成个性,你的区别就容易形成。
  凌志军:我们都同意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总体上不利于学生形成个性,但是它还是造就了一些有个性的人,比如你们三个人。很难说你们现在的成就完全是西方教育的功劳吧?我们假设一下,要是你们没有出国读书,现在会怎样呢?
  张亚勤:如果不出国,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沈向洋:我要是不出国,可能当老师,也可能……
  张宏江:他可能是经理。(众大笑)
  沈向洋:做一个研究员还是做一个农民企业家,很难说哪个更好。
  凌志军:宏江,你如果不出国……
  张宏江:有人提到我的一个同学,说:“人家没有出国,现在是老总,你要是不出去,这老总肯定是你。”但是我的想法是,我现在这样更好些。
  沈向洋:我想,这样说能代表大家。至少我们三个人走到这一步,都感觉自己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回头去看,很难,但是让我们重新选择的话……
  张宏江:恐怕还是现在这个选择。
  凌志军:你呢,亚勤?
  张亚勤:我不知道,我应该是……
  沈向洋:应该是上海市副市长吧?(众笑)
  张亚勤:你怎么老让我当官?
  凌志军:我还问过开复。他说,他要是不出国,也会很好,但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好。
  沈向洋:这个我也相信。
  凌志军:我原来总是试图指出教育制度的弊端,但后来我和你们仔细地谈过以后,更倾向于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虽然有弊端,但毕竟还是出来一些很优秀的人,很难全部否定它。关键是你能不能在这种教育制度中拥有自己的选择,我在你们三人身上看到一点希望,似乎有可能在这个教育秩序中保持自己的东西。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对?

第108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5) ↑回顶部↑

  张亚勤:杨振宁讲过,美国的制度是培养精英的,中国的制度是培养通才的。
  凌志军:有道理吗?
  张亚勤:有道理。西方教育鼓励人发挥个性,中国教育更讲究统一性。你看美国人里有几个人会做代数的?但是美国确实有一些人非常棒。最好的和最差的都在美国,中国人基本都是在中间。
  张宏江:中国的教育是想让每个人都成数学家,美国不是这样的。
  凌志军:你们几个人在大学以后都在国外受教育多年,我想知道,你们对中国的教育是什么感觉?是叛逆、摆脱了之后才能成功?还是的确从中国的教育中得到了益处?
  张亚勤:如果我在中国,我也可能读博士,但我可能不会选择做研究,因为无论做什么一定要做到最好。在中国做研究,没有办法做到最好。在美国,我会选择做研究,但是我的知识基础,做人的性格,都是在中国形成的。
  沈向洋:美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在中国念博士,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国内,肯定有人比我们更优秀,只不过他们没有得到一个机会。做学问的基础是在中国打下的。走出去,最重要的是机会。
  张宏江:在中国,大部分人做的事情并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大家都在走的一条路,是责任。在美国,做事情是自己的选择,是一种乐趣。
  凌志军:这个问题也许太机械了,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们能把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对你们的影响划个百分比出来吗?
  张亚勤:我自己认为,中国教育给我的影响要大些,超过50%。
  沈向洋:我的感觉一样,也是超过50%。
  凌志军:宏江一定在想自己的比例?
  张宏江:我不认为有那么多,可能是国内一半,国外一半。
  凌志军,那么在同样一种教育制度下,还是有区别的?
  沈向洋:对,有区别。
  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了
  凌志军:现在我想确定两件事:第一,中国的教育是不是真能造就出不同的人才来?第二,如果能,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些人和大多数不一样了?比如,亚勤……
  张亚勤:啊,对不起,我忽然想起“东邪西毒”。(众笑)
  凌志军: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周围有很多聪明的孩子,但是后来你们就不一样了,比如宁铂。是什么原因让你和他不一样?
  张亚勤:这很难说。可能还是性格。有很多因素可以说明一个人的情商怎么样。我举个例子,就是考研究生的时候,宁铂有三次想去考,可是没考,在最后一分钟又决定不考了。他担心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如果失败怎么办,所以压力很大。
  凌志军:只是担心失败,不是不想考?
  张亚勤:他都体检了,拿了准考证。其实他的聪明程度不比班里任何一个人差。对我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压力。我高考那年,5月份得了急性肝炎,住院了,离报名只有10天。母亲说“你也没有复习功课,就别考了。”我说,“去试一下。我要不去,不就肯定不行了嘛。”你把结果看轻一点。心态相当重要。不在乎别人怎么讲。成功也是一种选择。一个人的一生,从A点到B点,要有很多决定,有些决定是你酝酿很久的,大部分决定只是一念之差,很自然地融化到你的每一个习惯里去。
  凌志军:但是大多数中国孩子并没有自己的选择,他们只能做别人替他们选择的事情。
  张亚勤:按照别人的选择做事情,也是一种选择。比如那一年我才12岁,完全可以不参加高考,这也是我的选择。我当时就是想试一试,根本没有想考上。
  凌志军:我明白了。你和宁铂都曾面临考试,要做选择。不在于你考还是不考,而是你自己的感觉。
  张亚勤:我和宁铂是好朋友。我的智商不比他高,可能也不比他低。我知道他要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会比任何人做得好。我不是说他现在做得不好,但是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凌志军:是啊,起点都是一样的,但后来不一样了,好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张亚勤:人生的大转折点,每个人都有。在中国,这些大事情都是人家决定了,但很多小事情就不一样。你的不同选择就影响了你的道路。人有很多能力,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它比别的能力可能重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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