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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刊上面依然只是在宣传李劲的辉煌，他把自己的苦恼藏在心里，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多年以后，他成为微软的研究员，也具有了更多的阅历，终于和记者谈到了这个话题：
第102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9） ↑回顶部↑
问：你在大学是一个最优秀的学生，但你在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你的专业做的是什么？我不懂这是为什么？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学生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这是正常的吗？
答：又正常又不正常。要做研究，本应掌握大背景：别人都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了？将来可能是什么？可是我们的学校很少让学生知道这些更广阔的东西。我们很多教授，也没有了解这些东西。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学生喜欢能让自己毕业的老师。老师的东西学生很快做出来，老师就满意。但这个东西人家是不是做了，来龙去脉是什么，全都不知道。老师是糊涂的，学生是模仿的。所以，一个学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完全符合老师的“优秀”标准，但也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有没有用处。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国内做研究，由于环境的问题，你个人的努力无法弥补这种差距？
答：一个是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缺少领头人。我们国内的教授跟踪世界的潮流是不紧的，他谈的都是老一代的东西。
问：“老一代”的意思是什么？
答：老一代的意思是落后10年。国外的热点起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等到国外高潮过去了，国内才热起来。
问：你是不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出国？
答：是的。尤其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我做的东西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是有一段距离。
问：你为什么没有尝试把你的论文提高？
答：很想，但做不到，我没有样本，没有见过人家怎么做的，把自己的论文提上来，太难了。有时候，不是你不会做，而是那一层纸没有人给你捅破，告诉你怎么做上去。
问：仅仅是一层纸？
答：我觉得是。有时候，导师只要在小的问题上轻轻推动一下，告诉你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然后举出一些例子，什么样的东西是一流的，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一流的，学生就会明白了，并不需要手把手地教。
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对越是有才能的学生，损失就会越大。因为只有最难的问题，才能把一流和二流的学生区别开。
答：对。但我不相信学校的教授不知道这些问题。中国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可以说出来。我可以说出清华100个问题，但是你让我当清华校长，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困难，超过我的能力。报纸上都能一针见血的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但不能告诉我们怎样解决。
问：因为很多问题发生在校园里面，但原因在……
答：校园外面。
“清华太老了”
“清华”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
——黄昌宁
像王坚那样离开名牌大学的教授岗位来到微软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黄昌宁。他曾经是清华大学教授。
1999年，黄、王二人双双离开自己的学校，投奔微软研究院，在希格玛大厦见面的之后，有一段对话谈到他们在学校做老师时的体会，真是满腔怨气，愤愤不平。我们在《追随智慧》中已经说到，现在重新提起，因为它与本章所论主题密切相关。
黄：鼓励学校去办公司，鼓励教师去兼职，这在国外不可想象。
王：这和军队经商的性质是一样的，危害也一样，把科研人员都毁了。
黄：也破坏了学校的培养人的环境。
王：这不是一个个例，是普遍的。
黄：把科研所划给公司。打个比方，就像“文革”中工农兵走进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东西叫创新？我不知道创新在什么地方。
王：北大方正对北大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给学校上交一笔钱。
黄：在清华同方，我们叫“上贡”。
王：现在有点“逼良为娼”的感觉。包括老师办培训班，也是一样。
黄：如果让你当总理，你可能第一条政策就是不许学校经商。
王：人家说，基础研究对富人是保险，对穷人是赌博。可是在学校，不能这样说。因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产生人才。
黄：教授不是把目光注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而是要花很大力气争取资助，维持课题组的生存。研究的是生存，不是前沿。首先是管肚子，是饭菜票，是改善用的和住的，然后才是做什么研究。
“拿中国的学校和外国的学校比，中学比他们的好，大学不比他们差，研究生就不如人家了。硕士还勉强。博士就差得太多。”黄昌宁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差在科研水平上。你的科研在世界范围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水平，可以说，出来的博士也是同一个水平。但如果差了10年，你的博士怎么会比人家的好呢？总体科研水平差，培养出来的人就差，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邓立也知道这种说法，而且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他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之后，又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留下来教书。他在那里教了10年书，由助教到副教授，再到终身教授。几年前，他辞去“终身教授”的职位，来到微软，做了一个研究员，不再带博士生了，可是每当闲下来的时候，还是喜欢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拿中国比外国：“国内的老师很关注学生，整天盯着学生。国外的老师放任学生，学生喜欢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国外的教授在学生的论文选题上非常仔细。他们认为，选好一个题目，就等于你的论文完成一半，所以要帮助你广泛涉猎，反复推敲。要确定你的选题很有价值，有新意，过去没人做过，而且你努力一番之后能实现它。可是国内的教授到了这时候，反而很随意。比如语音信号处理这个研究领域，每年国际会议上发表几大本论文，中国的教授们就把论文抱回去看，有些教授是一边打太极拳，一边看人家的论文，看好几个月，然后挑出一个人家已经做过的题目，拿去补充一点什么东西。你搞研究总是跟在人家后面，怎么超过人家？”
第103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0） ↑回顶部↑
现在回头来看黄昌宁。他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计算语言学专家之一。60多岁，一头白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显得异常突出。一副黑边眼镜，一身花格衬衣。人家都说计算机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但黄昌宁却是个例外。1999年春天，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立刻成为很多学校和公司追逐的对象，香港大学还给他发来了聘书，但黄昌宁最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来到微软研究院担任自然语言处理小组的经理之职。在希格玛大厦，大家全都叫他“黄老师”、“老黄”，或者“汤姆”，他也觉得自己就像眼前这些年轻人，事业的历程刚刚开始。但他毕竟和他们不同，他是“过来人”。他承认自己“有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他这大半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读大学的时候，饿着肚子“大跃进”。搞核反应堆，搞原子弹和氢弹，又在清华大学做教师。然后是“文革”，批判自己和批判别人，思想改造和下乡劳动。到了八十年代，他开始学习计算语言学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这门学问既是计算机学又是语言学，说到底也就是让计算机懂得人类的语言。虽是半路出家，他特别有兴趣。不过，作为一个教授，他始终不能全力以赴：“我要花费70％的精力去跑政府跑企业跑什么基金会，求爷爷告奶奶地要经费。”眼看着那些拿到钱的人不做研究，做研究的人拿不到钱，他就生气。清华大学很多课题组，就因为没有经费解散了。那些打着政府招牌的机构，可以永远不做课题，但却永远有钱也不会解散。他把一肚子的气憋了几十年，一直到他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才吐出来。看到周围都是年轻人，他不是感叹自己太老了，而是感叹“清华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
人们的思想和看法，毫无疑问受到他们自己经验的约束。我们注意到，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对于国内教育的切身感受，是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李劲就读清华大学是在1987年到1994年之间，王坚和黄昌宁也在90年代后期离开了大学。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年轻一代的学生，比如张黔、童欣这一代人，他们拥有90年代中期的学校生活经验，还有谢幸、沈国斌这一代人，他们拥有1999年至今的大学教育经验，这些人对学校的评价似乎更加正面也更加积极。这些事实似乎证明，自从90年代世人争说学校弊端，教育改革的确让高校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问题解决了，但有些问题也更加尖锐了。
谢幸1977年出生，2001年夏季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里，他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他对大学教育的看法，也许更加接近现在的实情：
现在国内的教育也在改革。不过，博士的教育仍然有很多东西要改进，我自己在中国科大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导师实际上不像导师。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往往还没有学生做得深入，就是给你一个题目，随便你怎么做，做出来以后他挂个名字而已。导师比较注重其他事情，比如和上层领导开会，拉项目，这种事情很多，没有专注于学术。
不过，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做事情非常认真，一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