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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他的期望相当明确,只希望他能再读两年中专师范,回来当个老师。父亲认定教师是天下第一好的职业:可以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受人尊敬,有固定工资,有寒假暑假,可能工作也不累,至少不用再撅起屁股下田插秧。
爷爷奶奶一辈子都是农民。母亲也是个农民,父亲就是因为读了中专才改变农民的身份,成为粮食管理所的干部。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从5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国家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比现在要清楚得多。一个城里人要是被强迫到农村去安家,那是除了坐牢杀头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一个农民的孩子要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再做农民,那是让全家人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件事。大多数农家孩子能够完成9年义务教育已属难得,初中毕业之后还能继续读书的少之有少,至于读高中读大学,那似乎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和别的同学比起来,沈国斌是幸运的。他在学校表现杰出,让老师们都觉得他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还拥有更大的潜力。
“去考高中。”语文老师对他说:“上中专就可惜了。”
大多数乡下孩子都明白,这两个目标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意味着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读大学;后者则意味着眼前的利益,你只要一被录取,马上就有了城市户口,还可以尽快找到工作养家糊口。看来,沈国斌已经把乡下孩子最崇高的目标拿在手里了,无论他做什么,今生都可以不再做农民。他的同学对他刮目相看,既羡慕又嫉妒。
可现在,他躺在草坡上,双手抱着头,内心煎熬着,拿不定主意。进入初中的时候,他和父亲的想法是一样的,但现在不同了。他一直在想,他是不能当老师的。他的个子特别矮,总是觉得会因此被学生耻笑。一想起将来要走上讲台,面对那么多学生,他就心情沮丧,信心不足。他觉得他不可能实现父亲的愿望,也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双期待的眼睛。他只想有个人能注意到他的苦恼,帮助他擦亮眼睛,看清楚前面的路。
真的有人注意到了,那是他的数学老师。
老师把学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讲了一个故事:“我以前有几个学生,成绩差不多,其中有一个并不是最好的,却去读了高中读大学。另外几人考了中专。后来大家聚在一起,读大学的那个很开心,读中专的几人全都很后悔。”
“上高中吧。你不会后悔的。”老师最后说。
沈国斌终于放弃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在志愿表的第一栏填了“扬州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高中,也是江苏省四所最棒的高中之一。那一刻他激动万分,从内心里洋溢着一种巨大的力量,那种感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87年沈国斌离开家乡去读高中。先坐了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再坐一个小时的船,渡过宽阔的湖面,到达湖东,然后再坐汽车,到了扬州。小时候跟着爸爸到这座城市里来过一次,早就没有什么印象了。现在一眼望出去,觉得这里真是天下最好的地方。漂亮,繁华,人来人往,全都是城里人的打扮。他住在学校里面,尽管周围大都是和他一样的农村孩子,但他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城市的气息包围着他。
接下来的三年里,与其说他是在学习知识,不如说他是在寻找新的生活目标。当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觉得找到了自己一生中最渴望的东西,那就是眼前这座城市。
他在这个城市中相当出色。毫无疑问,他比别人更努力,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失败了,就只有“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他似乎没有后路,只有往前走,所以学习的时候精力集中,周末也不回家。
“按照我的成绩,考清华北大都没有问题的。”他多年以后回忆这件事,不住念叨:“我应该可以上清华北大的。”
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后来没有选择自己心目中的学校,当时的理由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可思议:清华北大不能保证他毕业之后回到这座城市。
“那时候我真是鼠目寸光,就是想着大学毕业后能回家。”
恰在这时,哈尔滨船舶学院来招生,招生老师一看他平时的成绩,就说他可以免试入学。他说他希望毕业之后回到扬州,老师就说扬州有个船舶研究所,叫“723研究所”,正好需要他这样的学生。他回去打听,知道那个“723”是扬州最好的单位,轻松、体面,工资又高,一切都是他想象中的样子。
他去了哈尔滨,离开扬州之前还专程去拜访了“723”的研究人员,让人家帮助挑选一个最对口的专业。“你们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他对人家说。
第89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10) ↑回顶部↑
人家给他选了电子工程系,专业是图像传输数字处理。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当然也无法预测,它竟把他引向更加遥远的地方。
走进大学的第一个感觉是失望。他发现自己不喜欢这门学问,以前从来没有见计算机,现在也不像别的同学那样喜欢玩游戏。但他是个农村孩子,这种孩子的好处就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在自己觉得应当做好的事情上。
到了毕业的时候,他又有了一大堆好成绩。老师希望他留下来考研究生,他还记得自己的目标——那座美丽的城市和那个“723”。当初为了这个目标,他连北大都放弃了。可是这些年他看见了更大的城市、更大的学校、更多的人群、更优秀的老师,内心已经发生变化。他已经知道扬州太小,不想回到那座城市里去,对他曾经向往的“723”也没有兴趣了。他觉得自己属于更大的世界。他报考了研究生,但不是这所船舶学院,是南京工学院。他仍然恋家,还觉得对农村的父母有着一份责任。所以希望他的大城市能够尽量挨着父母的小农村。也许将来能在南京工作,那么只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见到父母了。
硕士研究生的两年一晃就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想到今生还要去读博士,更没有想到还要走到更远的地方。
有一天,一个香港教授到学校来,碰巧让他遇到。他和教授聊了一整天,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开阔清新。回到宿舍就去查资料,结果发现这教授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信号处理领域里拥有巨大成就,得到全世界同行的尊重。这让他佩服得不得了。当天晚上,他失眠了。
“为什么我不去报考他的博士生?为什么我不去香港看一看呢?”他这样想。
第二天,他把自己的材料寄到香港。几个月后,他踏上了去香港的路程。那是1997年,正好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
三年后他取得博士学位,回归大陆,回到南京,感觉这城市也是一座“小庙”。他整整读了20年书,从水乡走到城市,从扬州走到哈尔滨,然后是南京,然后是香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他已经不是那个坐在家乡草坡上左顾右盼的孩子了,不是那个看了一个扬州就不想离开的中学生了,不是那个满怀思乡之情的大学生了,他的专业是“信号处理”,也许只有北京才能让他有用武之地。
我觉得小时候说什么想当科学家,都是扯淡呢。但我相信我的转折就是初中毕业时的选择。那个年龄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判断力的。我要是那年考了中专,就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了。所以人应该看得远一些,为了更远的目标,可能要舍弃一些近的东西。
2000年夏天,沈国斌走进中关村,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研究员。
“少年班”
它过去在我心目中是很了不起的,感觉上是个“神童集中营”。等到我真的进去以后,才发现他们也都是普通人,不是“神童”。
——谢幸
也许我们可以和那些渴望成为神童的孩子分享我们的一些想法。你们极为聪明,事实上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和你的美好生活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但是你应该明白,你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比你厉害的人肯定有很多,如果你身边没有,那就是你的眼光太狭窄,把眼光放远一点。
那么谁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呢?没有,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
2001年夏天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候,谢幸24岁。在这以前的10年里,他一直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他在那里一口气从少年班读到博士,然后成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副研究员。开始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把一些传输技术作为一种服务系统放在网络上,还考虑在移动设备或者不同的带宽下来收取视频信号,还有网络上面“点对点”的传输。他开始应用图像识别和信息检索的技术,也就是根据不同的带宽和屏幕对图像自动筛选,或者进行另外一些处理。这项目叫做“智能的识别”。他觉得非常有趣,还能从中悟出另外一些道理,比如“智能”和“智能的识别”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无法识别的智能其实等于零。电脑是这样,人脑也是这样。
对谢幸来说,“智能的识别”就像是情商课的成绩单。回顾整个受教育的过程,想起成功者与失败者,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大多数人,他得到了一个深刻而又惊人的结论:“人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智能本身,而在于‘智能的识别’。”你如果能明白这个差别,并且让自己超越这种差别,你就能让自己聪明起来,完成那些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直走向那个最聪明的人组成的群体。
谢幸出生在南昌,父亲是个初中生,而母亲是中专毕业生。他和微软研究院里大多数人一样,来自小地方的小家庭。他们这样的家庭里总是有一种很强的冲动。父母甚至在他上学之前就开始教给他语文和数学,所以他上学以后总能遥遥领先。等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已完成6年级的课程,进了一所中学的“大学少年班预备班”。那是1988年。
中国大学里的少年班,从张亚勤他们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