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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公社的一个小干部，妈妈是村里小学校的民办老师。学校坐落在岛的正中心，因为学生太少，老师更少，所以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一个老师不但要教几个年级的学生，还要教好几门课。
还在学龄前的时候，张波就喜欢往学校跑，因为好奇，还因为妈妈在那里。他常常坐在教室的后排听课，觉得妈妈讲的那些东西是那么神奇。
妈妈是岛上最有文化的人了，她出身农民，本人也是个农民，为了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直到35岁还要去城里的师范学校进修。她后来果然实现了“农转非”的梦想，而且还当了这个小学的校长。在这个女人的心目中，一个农民的孩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用心读书之外别无他途。所以她对张波兄妹二人的要求极严，这有点像沈向洋的母亲对待自己儿子的态度。
但是张波那时候还不懂这些，他生活在小岛上，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快乐。小岛人少，大家都认识，亲密无间。一群孩子整天玩在一起，既开心又热闹，没有成绩单，没有周末辅导班，没有竞赛，也没有什么“重点学校”之类的复杂念头，这让张波觉得自己的童年特别开心。
母亲从不干涉儿子的游戏，也从不给儿子增加作业，但她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回家，一旦坐下来学习就不能三心二意，无论作业多少，都必须完成之后才能起身。她说：“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比学习本身还重要。”如果做完作业却养成一身不好的习惯，那就还不如不做作业。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张波从来不会担心自己的能力，也不会为了考试成绩感到压力。但他总是特别注意自己的品格和习惯。自从有一次撒谎被妈妈痛打一顿，他就知道妈妈最在乎的是他的品格。
12岁那年张波小学毕业，该读初中了。鱼山岛上有一个中学，但妈妈知道从那里根本无法找到通向大学的道路。这不是成见，在张波之前，这所中学里出来的学生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大学。所以妈妈权衡再三，终于决定让儿子离开她，也离开快乐童年，到县城去读初中。
县城也在一个岛屿上，比“鱼山”只大一点，在小张波的眼睛里已是一个繁华世界。他在这里呆了两年，直到初三。现在，他不再是那个12岁的孩子了，不会再往家乡的方向张望。他明白这世界不仅是大海中的小岛，不仅只是这座小城，还有大岛，还有大陆，还有更大更繁华的城市。他打算一步一步向那里走去。
初中毕业的考试他是全区第一名，进入了舟山群岛最好的高中。他走进了舟山市。舟山是我们国家的第三大岛。这是张波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一片陆地，和最大的一群人。夜晚华灯齐放，就成了他见过的最大一片灯光。儿子现在再次想到妈妈的话：
“去吧，走出小岛。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他已经知道，这座城市也只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临时的落脚点，就像漫漫征途上的一个驿站。他还要向前走的，越走越远。这信念在前面引导着他。
此后三年，他没有为考试忧虑过。他从来不存侥幸心理，平时兢兢业业，考试时一丝不苟。但是在高考前夕，他生病了，别人都在做最后的冲刺，他似乎冲不动了。老师为他着急，可他反而一点不急。他有11年的积累，了解自己，觉得根本用不着冲刺。
“我觉得高考不是用难度来衡量你的水平，它其实是在考你的心态，至少有80％取决于你的心态。有些题做错了，或者没做出来，并不是因为你不会，可能因为心态不对，太紧张了。要说我好，就好在心态上，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尽管如此，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所有人意外。张波大大超越了自己平时的水平，而且超越了学校，超越了舟山。他去学校领成绩单的时候，一个老师冲着他喊：“你是第二。”
“什么第二？全校？”他兴奋地问。
“不……不……”老师更兴奋，一时竟说不全一句话。
“全市第二？”他在心里想，嘴上却又不敢问。
“是……是全省第二。”
他大感意外，但成绩单上的确有他的总分数：643分。还印着“第二名”三个字，不由他不信。他跑出来寻找电话，第一个念头是告诉妈妈，他没有忘记妈妈的话：
“去吧，走出小岛。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爸爸希望他去读浙江大学。他知道那是一所好学校，但他觉得那离家太近。他想走得再远些。
他想去清华大学，可是人家根本就不到这个岛上来招生。有一天，他听说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了宁波，还开辟了一个招生点，就往那里赶去，坐了几个小时的船，然后登上大陆，再坐几十分钟的车，好不容易赶到，人家早就不在那里了。他很失望，又很迷茫，觉得眼前的世界越来越大，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恰在这时遇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那老师听了他的小岛故事和他的迷茫，惊讶不已，于是向他介绍中国科大，还说欢迎他去。老师的态度和蔼可亲，让他当场有了好感。于是问老师中国科大在什么地方，老师说在合肥。他眨眨眼，对这城市一无所知，只听说它离舟山很远，就笑了。
第84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5） ↑回顶部↑
他到合肥去读中国科大，本科4年，硕士3年，连续7年没有离开这个城市。直到1998年10月1日，他已25岁，开始读博士，终于决心去看看北京。
走进北京的第一个感觉是“特别大”，接着就开始后悔在合肥呆了那么多年：“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合肥啊北京啊有什么差距，如果知道合肥比北京差这么远，可能就会选择清华大学了。”两周以后他第二次走进北京，这次看到了还没成立的微软研究院，看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正在装修，一片狼藉。又过了两周，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国贸大厦看了全国软件博览会。这一天他又想起了妈妈的话：
“儿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他觉得北京已经属于他了。“早晚有一天，”他想，“我会回到这里来的。”
他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自以为这正是微软需要的，于是加紧努力，其直接的成果是制作出“机器人足球赛”的完整程序。微软公司对人工智能不感兴趣，但对张波感兴趣。他获得了“微软学者”奖学金。有了这笔钱，他走得更远了，带着他的机器人到澳大利亚去参加“全世界机器人足球大赛”，虽然没有得到名次，却是又一次大开眼界。
2001年夏天，他终于完成了20年的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他再次走进北京，这一次他留了下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副研究员。
幸福是相对的
童年时代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学习知识，也体现在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
——沈向洋
“我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18岁以后再没有拿过家里一分钱，还不断地给家里钱。”沈向洋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特别灿烂：“比如现在我的父母需要买一套房子，我会付钱帮他们买。父亲上次来北京，我看他对摄像特别有兴趣，马上就去买来一台摄像机给他。我觉得他们这一辈子都是那么艰辛，晚年应当过得好一些。”
提到父母的艰辛，沈向洋眼圈发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家里的经济状况很清楚，对生活的艰辛领会得非常深刻。”读者已经知道，他的家原来是在农村的。后来母亲到镇里一个小工厂做车工，第一年每月工资才十五块钱，然后是十八块钱，到第三年，一个月可以拿到二十一块钱。父亲那时候的工资是四十六块五。“我对这些都记得非常清楚。我还记得父亲每个月都要寄七块五给我奶奶，还要给外公外婆一点钱，剩下来的要养活全家。我现在对我儿子的教育感到非常无奈，他们完全不能体会物力艰辛，好像钱来得都很容易，可是我小的时候，是很省吃俭用的。”
沈向洋是家中几个孩子的老大，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中心。母亲要关心家里所有的人，对他没有丝毫的纵容和娇惯，所以他说：“我很能吃苦，而且觉得吃这些苦不算什么。我到今天都难以想象母亲娇惯孩子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母亲对他很严厉，但他从来没有对这种严厉产生反感，也许是因为他11岁就离开家了，在那之前，反叛的意识还没长成呢，等到进入叛逆的年纪，他已经在大学里了，离父母很远。“孩子与父母有了一定距离以后，反而觉得父母更亲，”他这样说，“因为你更容易想到父母对你的好，你做了不好的事情，父母又不知道，不会再那么严厉地训斥你。所以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好。”
那么小的年纪，独自一人在学校生活，30多个同学住在一个屋子，挺凄凉。那时候乡下人都很穷，他自己背着大米到城里，然后换成饭票，再换米饭来吃。能吃饱，就是没有油水。一个炒菜九分钱，好一点的一毛三，可以吃个肉丸子，再有几根菜之类的，可这些他都吃不上。他每月回家一次，母亲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吃得好不好”。他总是说：“很好了，我能吃到一个青菜汤。”
那可真的是青菜汤，三分钱一碗。我的两个同学合吃一碗，再买一份饭，四两。现在跟别人说，谁能相信啊！什么叫“清汤寡水”啊？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一个大木桶，做饭师傅拎上来，往上面浇几滴油，把勺子伸到里面，半天才能捞上来两片青菜叶。真的就是两片青菜叶！母亲让我隔一天吃个炒菜，我老提醒自己，这炒菜可是要一毛三。一毛三啊！你想啊，如果你隔一天就吃一个炒菜的话，你30天就要吃掉两块钱了。那时候，大概是1978年到1979年，这是很多钱啊！母亲一个月给我八块钱，所有的吃用都在里面，怎么肯花那么多钱吃炒菜啊！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