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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直截了当地沟通。我前一阵在英国，和英国一个院长谈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英国人不可以说“不”，即便不同意的事情，也要说“让我慢慢考虑吧”，而美国人会说“对不起，这个我没兴趣”。中国人有点像英国人。有一次，一个教授给我们一个项目，希望得到研究院的支持。我和一个国内的研究员谈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项目不应该支持。当我要把这个决定告诉教授的时候，这个同事提醒我说：这样不好。他说，我们不要回答他，如果他问起，就说我们正在考虑，过了一阵他就知道我们不支持他了。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区别
中国学生美国学生
求稳务实有创新精神
有毅力有热情
讲纪律、服从有主动性
扎实的理论基础擅长独立工作，想得深远
含蓄，心里有想法不直说直截了当地沟通、争论
谦虚自信
不同意也不说“不”不同意就说“不”
第80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1） ↑回顶部↑
第七章 情商时代
情商的重要性是智商的两倍
在任何领域里，情商的重要性都是智商的两倍。在管理层中，情商比智商重要9倍。
——李开复
2000年李开复回到美国之后，有个美国记者问他：“这一生最自豪的是什么事？”
李开复说：“在中国工作两年的经验最自豪。”
记者问：“这两年你做了什么产品最自豪？”
李开复回答：“倒不是做了什么产品，而是对中国的学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这是自己可以感觉到的有影响力的事情。”
后来他回到中国，对一百多位中国大学的教授发表演讲，提到这一段对话，又说他“今天特别兴奋”，因为他“有这个机会，经过一百位院长，可以影响到百万千万中国学子。”
大学教授们都看着他，想知道他要在什么事情上影响中国学子，就听他继续说：
美国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用数学方法分析那些最成功的人，结果发现在任何工作领域里，情商的重要性都是智商的两倍。在更高职位上的人，例如管理层，情商的重要性比智商高9倍。光凭这句话我们知道情商是很重要的。比如A和B两个人在一起工作，智商一样，情商高的人一定会优秀很多。
一年以后，李开复和一个记者再次谈到同一个话题：
情商是什么呢？就是有自信，有自知之明，有自律，和人的关系可以处得很好。做事情有热情，很投入，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人有同情心，会倾听别人讲话，这些方面叫情商，跟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知识没有直接关系。从美国的研究证明，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我们虽然不能在大学开一堂课教情商，但是可以有很多方式去发展学生的情商。比如我爱唱歌就唱歌，爱打球就打球，可能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人缘很好，这也是长处，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读清华大学电子系。正确的方向无论如何都应当是人的自由发展。不能明明是方的，非要塑成圆的，把一个人的性格压抑了，创意没有了，进了好大学也叫得不偿失。
黄学东是微软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他出生在湖南岳麓山脚下，1982年从湖南大学毕业，然后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在那里留下两个纪录：只用一年半就完成博士学业；博士论文获得最佳论文奖。这些事实都能证明此人绝顶聪明，但是他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坚决认为：“智商达到120以上的人，都是一样的，差别主要在情商。”你如果继续追问，他会提到“岳麓书院”的那幅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提到他在湖南大学读书时每天从宿舍走到教室，都是从这幅对联下经过；提到湖南大学给予他的影响：“那就是不信邪、坚忍不拔。有了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然后又会说到自己现在的研究：“我已经在计算机语音识别这个领域做了20年。我们不断地取得进展。语音识别的错误率，每过7年就降低50％，2002年已经降到了8％。我打算再做20年。坚韧就是成功。我相信到那时候语音识别技术一定会有突破。”
这话题已经进入“E学生”的最核心的特征，也即我们说的“第二种智慧”。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倾向于把今天的时代称为“情商时代”，这是因为，有证据表明，情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比智商更重要。我们还发现，把“E学生”和其他各个层次上的学生区别开的种种因素，几乎都是属于情商，而非智商。
这正是“E学生”的第七个秘密。
从“D学生”到“E学生”
一个好习惯比那种特别强烈的“期望值”更重要，比“名次”也重要。
——张黔
“我好几个月没有回来。有没有新的啊？”张黔一边说，一边在那些石头块里面寻找。这是微软公司颁发给员工的“专利碑”，一个小小的正方体，以墨色大理石制成，通体晶莹，闪闪发光，每一个都表明了一个国际专利，还雕刻着“微软”的字样。
我们已经介绍了“微软四少”中的三位——童欣、高剑峰和吴枫，而张黔是我们要叙述的第四位，也是最杰出的。这位研究员三个月前开始休产假，然后有了一个儿子。今天，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停止了的研究重新恢复。就像那些男性研究员一样，她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当作“儿子”看待，现在，她面前的“儿子”——“专利碑”，有12个。
很快，她找到了期待着的那块碑：“啊，这个是新的。这个也没有看到过。哈，来了三个，来了三个。”她开心地笑起来。
假如真像“微软小子”们说的，我的研究项目就是“我儿子”，那么张黔的“儿子”可就不只12个。事实上，过去4年里，她在国际会议和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其中至少有20篇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这个人十分优秀。”张亚勤说到她的时候，满脸放光，“那种世界一流的文章，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发表一篇，她才毕业5年，就发表了至少20篇。这种水平在计算机领域里绝对是出类拔萃。”
“她真是了不起。”朱文武有一次这样评论张黔，还嫌不够，又补充道：“她是最棒的。”
这女孩子有一副非常朴素的外表和一对非常敏捷的眼睛，喜欢沉默，也喜欢开怀大笑，对深刻的思想和轻灵的幽默都有极快的反应。你看着她的时候，不免想到：如果不是拥有非常的想象力，怎么可能在4年里面冒出80个想法？如果不是拥有非常老实的工作习惯，怎么可能在4年里把80个想法一一实现？
“想象力和老实巴交，好像很少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有人问她，“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听了就咯咯笑，然后忽然沉默，沉默之后谈到自己迄今为止的经历。她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在学习。在中国的学校里学习了21年，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里做的事情，偏偏不是自己原来学习的东西，于是接着学了4年。她回忆过去这些年，得到一个结论：学习是一种习惯。
第81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2） ↑回顶部↑
我们发现，从上小学直到上大学，张黔始终少有我们期待着的“E学生”的种种素质。她是那种典型“第四级学生”，也即“D学生”。
是什么力量、在什么时候让她成了“E学生”呢？
我是那种让父母包办一切的女孩子，小时候什么都是现成的，不用我想，妈妈到现在还说我有娇骄二气。那时候爸爸妈妈不愿意我做社会活动，就是让我当学习委员。小学考中学，我是学校第一，然后上了“省重点”。其实我并不是那种特别认真的学生，在初中也就是班里的第十名，高中也是第十名，老师开家长会，总是对我爸爸妈妈说：“这孩子还有潜力。”他们不知道我的潜力在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成绩考清华大学大概够不上，所以就上了武汉大学，这是一个综合一点的学校，气氛活跃，所以我喜欢这学校。虽然我是个乖孩子，但性格里还是有那种野一点的东西。
我不是那种“电脑神童”，不是伴随奥林匹克竞赛成长的那种孩子，我家里没有计算机，我考大学的时候，是爸爸给我挑了计算机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功课一般，玩心很重。我是排球队的主力，二传、主攻都打过。还喜欢田径，400米栏在全省大学生运动会上得过第六名。母亲的体育很好，所以我的运动细胞可能是天生的。但是我不愿意吃苦，训练的时候，我能逃就逃，所以体育老师也不太喜欢我。有些人好像一定要拿个第一名才舒服，我自己就没有这么一个强烈愿望。
可是很奇怪，从二年级开始，我对计算机忽然有了兴趣，成绩也好起来，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又成了好学生，结果就保送我在本校继续读研究生。我也没有像别人那样，酝酿着要不要读博士，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做了一个很长期的项目，硕士做不完，就转成博士。我就是这样，一直按部就班，很自然地过来了，成绩算不上最好，是中上游。
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好学生”的标准，之所以变得简单而且有误导作用，有个原因是“名次”的概念。
其实，好学生有两类：
1。心里被学习塞满了，总是名列前茅，却没有一点空间想别的。
2。不是很用功，也不是第一名，更多的时候是中上游，但心里有一些空间，可以想别的东西。
张黔说：“我可能更像第二种学生。我比较乐意在中上游。”
这两类学生的思维特征是不一样的，一种是集中，一种是发散；一种是深度，一种是广度。这是两种看上去完全不同的能力，有没有一个人能集两者于一身呢？
“如果有，那可真是超人了。”张黔一边说一边笑，忽然又严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