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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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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思考,把问题全弄明白,就可以了。实际你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越长,也就越累,一累精力就分散。脑子已经走神了,人还坐在那里,当然就没有效率。有时候虽然还没有走神,可是已经钻不进去了,只是在问题的表面或者外围绕来绕去,这也不行。因为你集中精力的长度和深度都不够,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心不在焉了。
  亚勤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同学,都说他不是那种刻苦用功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还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老是不上课。“有时候是我忘了,有时候是早上爱睡懒觉。”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他在生活方面很放纵,随心所欲,像所有男孩子一样贪玩淘气。他和他们的不同之处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有一种把精力迅速集中起来的能力,而且非常专注。
  “我一旦坐下来做事,就很认真。”他说,这从他现在的工作状况也可以看出。比如他打算写一篇20页的英文文章。旁人会看到他一会看电视,一会上网,似乎什么也没干,实际上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想这文章怎么写,想得连眼睛看什么都不知道了。想好以后,他就坐在桌前,精力很集中,用一个晚上,从头到尾,一气呵成。
  “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他总结道,“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大脑一定要连贯,就好像激光,放射出来之前一直是在集中,集中好了以后一下把它放出去,这个杀伤力是最强的。”

第68节:第六章 学习是一种态度(3) ↑回顶部↑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王坚的核心技术将改变世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了不起。
  ——张亚勤
  王坚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的简历中,有一连串辉煌的头衔:“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浙江大学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中国人类工效学会理事”,还提到,“他曾经主持完成了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八六三计划、国家各部委以及与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合作的项目。”在来到微软之后的5年中,他的头衔少多了,只不过是个主任研究员,还是一个研究小组的主持者,但他成为十几项国际专利的发明者。他还是“数字笔”的创始人和一张照片的拥有者。前者看上去和普通的圆珠笔没有什么不同,但却被张亚勤称作“划时代的发明”;后者拍摄到他和比尔·盖茨在一起讨论“数字笔”的情景。画面上,比尔把他的眼镜摘下来,用牙齿咬着眼睛架,神情专注,仔细打量面前这个神奇的小东西,看上去完全被迷住了。
  这支“笔”在开始的时候相当笨拙,还很粗糙。“我都不好意思拿给比尔看”,他笑着说。但他还是拿去给比尔·盖茨看了。比尔大感兴趣,要他继续干,还说无论他需要多少钱都没有问题。两年以后,“数字笔”焕然一新,再次摆到微软公司高级主管的会议上,那位“世界上最聪明和最富有的人”一眼看出其中奥妙,当即跳将起来,兴奋得把脚上的鞋都脱了,一跃而起,跳到椅子上。
  “个人计算机历史的第一个25年,是从比尔·盖茨开始的;第二个25年,有可能要从王坚开始了。”王坚的同事这样说。
  大多数人都把这话当作一句玩笑,但至少比尔·盖茨是认真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也是认真的。他在谈到“王坚的核心技术将改变世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了不起”时,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还有王坚的8岁的女儿也是认真的,她在那张照片的下面一笔一划地写了几个字:“比尔叔叔和爸爸。”看来美国《商业周刊》也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实,所以它的有关王坚的一篇采访笔记说,王坚“虽然不懂英文,却是比尔·盖茨的技术顾问。”这话前半句错了,后半句不是夸张。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最初两年里,发表了90多篇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论文,获得了7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至少12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在那以后的三年里,他们把研究人员增加了一倍多,又发表了大约800篇论文,获得13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几十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这一切超出研究院的创建者李开复和里克·雷斯特的想象,超过了比尔·盖茨的想象,也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同行的想象。在这数百项成功当中,王坚的“数字笔”也许是最令人激动的发明之一。
  当你拥有一支“数字笔”的时候,计算机就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它只是一支笔和一张纸。这支笔是黑色的,看上去很像你现在手上的普通圆珠笔,而这张纸是真正的普通书写纸,它可以是单张的,也可以是一叠。你用这支笔在纸上随意书写,就像计算机时代之前你的工作习惯一样,可是你写下的任何东西,都将直接进入一台远距离的电脑终端,变成电脑可以处理的信息。显然,你仍在使用电脑,但你的面前已经没有主机和显示器,没有键盘和鼠标,也没有“视窗”软件操作系统。
  王坚把他的“数字笔”视为珍宝,但是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从事改变历史的工作,他只是说:“我喜欢想天上的事情。”
  王坚生长在杭州西子湖畔,却有北方人的脸盘和身材,总是顶着一头乱发,衣服皱皱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颠一颠的,你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奇异的光彩。少年时代的老师如若知道他今天的成就,准会跌破眼镜。
  事实上,王坚从小学到中学都很难说是老师心目中的那种好学生。他的功课平平,从没得过什么名次,从不参加什么竞赛,甚至没有进过什么好学校,没有读“重点高中”,也没有读“名牌大学”,直到博士毕业之后,他的母校杭州大学被并入浙江大学,让他终于和“名校”沾了边。不过,他一直不认为自己和这所大学的荣耀有什么关联。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我是哪个学校的。”他笑着说。这话听上去是谦虚,其实了解他的经历的人都明白,那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他15岁那年第一次表现出来的独到之处,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不去读“重点高中”。
  进入“重点高中”是我们国家大多数初中学生的梦想,不知道为什么,王坚就是没有这个冲动。他的成绩本来属于中等,在重点高中的第一轮考试中落选,但他通过了第二轮扩大招生的考试,并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
  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全家人都陷入一场情感上的大跌宕。儿子能够进入“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大学。对妈妈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儿子忽然说,他不想去读那所“重点高中”。妈妈先是惊讶,接着失望,后来渐渐平静下来,决定尊重儿子的选择。
  “你可要想好了,”妈妈把最坏的前景告诉儿子,“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那就要下乡了。”
  王坚选择留在自己原来的学校里读高中。这学校就在他家门口,是杭州城里一所很普通的学校。但他喜欢它:“它有很长的历史,校风也好,只不过升学率不高,感觉上不如‘重点学校’那么风光。”

第69节:第六章 学习是一种态度(4) ↑回顶部↑

  直到很多年以后,王坚还能记得那一天家里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主,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决定。家里人都有些不高兴。我妈心里可能不同意,但是我特别感谢她尊重了我的选择。”可是日后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有点后怕:“现在很难想象,我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其实我的压力也挺大的,如果后来考不上大学,那可真的惨了。”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事,很难说王坚的决定有什么特别动机,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无论孩子还是父母,都还没有意识到“重点学校”的意义,但更有可能是这孩子的性格中那种不愿“随大溜”的意志发生了作用。
  我这人好像和别的人不太一样。读书的时候我很轻松,我不在意成绩、名次之类的东西,不在乎是不是名牌学校,也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成绩、名次或者学校怎么看。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其实挺差的,每次考试之后妈妈不骂我就算不错了,还记得有一次分数太差了,只好去找老师作检讨。我曾经当过班长,但那也不是因为成绩好。初中毕业那年,大家都在争夺“重点高中”,我第一次感觉到分数的压力,后来想一想,其实也是可上可不上。
  上了高中以后,王坚迷上办报。那是一张油印小报,他自任主编,实际上把记者编辑美术设计甚至印刷工人的事情全都做了。自采自编,自己刻钢板,自己印报纸,他为此花了很多时间,但却乐在其中。他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度过了三年。高考之前的几个月里,老师天天给学生分析形势,掐着手指计算出,全班50个同学中能考上大学的人也就七八个。王坚一看成绩单,明白自己不在老师的名单里,因为他只能排到20名之后。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当初不上重点高中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别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心急如焚,要么破罐破摔,只有王坚依然我行我素。高考在即,同学们都在日夜苦读迎接挑战,他却依然和他的小报难解难分。老师对他说:“再不把报纸停下来,你就完了。”他想想也是,决定让他的报纸有个光明的结尾。于是坐下来,用全部感情来写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他的语文老师后来说,这是他整个中学期间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文章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爬杭州城外的一座山,这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偏远荒凉。众少年攀登到半山腰上,天黑了,周围升起恐惧的气氛,而且越来越浓,谁也不敢预料前边有什么。有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行进路线,犹豫着不敢继续前进。但是王坚相信道路没有错误,目标就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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