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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爱上高粱了。
那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我们总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小时候的小心思，而且它再也不会自己逃出来了，虽然我们曾经羞答答地把它一字一句记录在日记本上，秘不示人。有时候很偶尔地，它逃出来了，我们也只是淡然地看看它，心如止水，它便失望地飘游一番，夺门而去。
我病了。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头痛欲裂。下午雅雅来看过我，带来了一个饭盒，她得意地打开那只饭盒，里面是一只油腻的煎蛋，蛋白焦了，蛋黄还是稀的，上面重重地洒了一层盐粒。我亲手做的。雅雅说，我知道你生病以后亲手做的。我说我不吃。
雅雅看着手里的饭盒，脸色马上就变了。于是我不得不从床上坐起来，哆哆嗦嗦地拨弄那片金黄色的稀液。愉快地咬了一口。
好好吃。她温柔地俯下身，淡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她满意地推开门走了出去。雅雅真是一个美女。我望着她的背影甜蜜地想道，如果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会使很多男人撞电线杆，我们是珠联璧和的一对。
我认识雅雅已经十几年了，我们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我们又同时考砸了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和所有的破落生们一起，被扔进了C市工学院。可是雅雅不来上课，她说与其念一个坏学校，还不如什么都不要念，雅雅跑到电台去，做了一个DJ。当我坐在电脑前研究分支程序设计的时候，她却在电台如鱼得水，风光极了。我们都很忙，我们不见面，也不通电话，但我们知道对方还活着，很健康。当然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是出现了，难能可贵地显露一下她的手艺，随后她又会离我而去。
然后我就去开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笔会，我在我们省会城市的一家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他们给我的小说起了一个好听极了的名字——本省中青年作家作品小辑。年终的时候，他们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得以看到他们的脸，同时也被他们看一看我的脸，于是我必须要去，不仅要去，还要做出欣喜若狂的得宠模样。
我的头已经不太痛了，但我只想睡觉，我果真就在他们领导的讲话声中睡着了。
我开始知道，笔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笔会就是领导讲话，吃饭和娱乐活动，男人和女人由不相识到相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在一种完全新鲜的状态下，他们眉来眼去，演绎出无数动人的故事。总之谁也不是在自己的城市里，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在别人的天空下做一做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拖家带口消磨了人的激情，可是开会让人海阔天空，活力四射，只有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才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他们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向来如此。
我遇到了一个从我们城市走出去的男人，他们总是给我们的城市丢脸。整个会议上我只看见他跑来跑去，献殷勤，讨好漂亮小姐。
最后他坐在了我的旁边。你说话的风格很象Ｆà国女作家萨冈，他说。他就是那么念那个法字的，在此之前我从来也不知道法字是可以读成降调的，我想我要多看看港产片。
你经常看她的书吧。他把脸凑了过来，但是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只想睡觉，我一心一意地想要睡觉。然后他放弃萨冈，开始叙述卡夫卡，他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卡夫卡是什么？什么是卡夫卡？那三个字迷惑了我，让我不知所措。
他怎么不去勾引别人？大概是因为我最小吧，或者我看上去最容易被勾引，他想用卡夫卡打动我？可是我不读他的书，我只读《西游记》，卡夫卡很难打动我这样的问题少女。我茫然地看着他，做出一副很弱智的表情。
我看见美丽的徐娘在宴会上频频举杯，她们老气横秋。卡夫卡倾过身子，口齿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名言：女人并不一定要守身如玉，但是一定要守口如瓶。这是名言，他又重申了一遍。
女人们捂着小嘴儿吃吃地笑，但我不是一个徐娘，我还是一个学生，我的表情就很弱智，我睁着大眼睛，我很茫然。然后我喝醉了。
我在酒精中回家，我摇摇晃晃地走过车站广场，我爬上了一辆奇怪的车，我发觉它实在是太高了，我的窄裙子束缚着我的腿，在我抬腿的时候，裙的开叉滑开，露出了我的腿。司机看着我，我不看他，我裹紧了长大衣，衣服的下摆终于严密地掩住了我的腿。夜深人静的晚上高粱打来了电话，我正在吃地瓜干，现在它是天然食品，包装精美，有益健康。
你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他说。
高粱，你有枪吗？我问，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我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我说了。我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
有。他说。
你有没有受过伤？我歪着头，用我美丽的牙咀嚼天然食品。
你不能说这种话。高粱在电话的那头抽烟，虽然我看不见他的面孔，但是我听得见他抽烟时的喘气声，那是一种很煽情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连小偷歹徒什么的都没有碰上过吗？你只是扶老太太过马路，送迷路的小女孩回家？
高粱又抽了一口烟，烟草味道已经通过电话线通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你今天晚上怎么不用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啊？我今天在机房值班。高粱说，电话那头果然传来了电台的声音，有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在说着什么，然后电话被打断了，我听到高粱也在用大嗓门说话，很快地，他又回到电话前面来了。喂。他温柔地说。
你在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我说，你们警长知道了会给你处分。
沉默。我想也许高粱正在屏息观察着门。
高粱你怕死吗？我说。
我不怕，高粱说，可是我知道你很怕死。他小心地说完了这些话。
他的话使我心情坏透了。我的确怕死，怕得要命，我比谁都要怕死，我想起了我的学校，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但是高粱知道，我开始害怕，因为他了解我的过去，提起往事，我才意识到，其实在他的面前，我一直都是赤裸裸的，我做过的和我想要做的，他都知道。我有些沮丧。
我的小学，那时候有许多飞鸟和虫子，它们讨人喜欢地到处乱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坐在太阳下面，语文老师正在用难听的方言讲课文，他的眼珠灵活地在我们的脸上转动。我两只脚闲得发慌。书包带子垂在课桌下面，软塌塌地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就把脚伸出去踏在带子上，绷直了，马上就有了一种荡秋千的快乐。同桌的高粱全神贯注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从铅笔盒里摸出一只纸管子，罩住了一只飞来飞去的绿头苍蝇。
然后就下课了。一只麻雀撞上了教室的玻璃，翅膀扑扑地响。坐在窗子旁边的男生一把就捉住了那个小东西。他挤眉弄眼地冲着大伙儿笑，紧紧握住那只恐慌的鸟，它正在拼命地挣扎。他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它的两只小脚爪，然后很动情地冲着满教室正在欢腾的男生女生笑了笑，慢吞吞地把麻雀举过了头，一下子就把它撕成了两爿。他手里举着还在蠕动的鸟的大腿，血肉模糊。我的笑僵滞在脸上，我一下子就吐了出来，吐了一地。
我的头象书包带子一样软塌塌了，周围都是呕吐物发出的气味，高粱面孔阴沉地下座位，不情愿地去拿苕帚，他是当天的值日生。扫完以后他就从我的铅笔盒里抢我的橡皮，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的头歪在了课桌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他耐心地把我的橡皮切碎成了小块，然后又放回到我的铅笔盒里去。我恨死了他。
有医生要来给我们打针，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呢。他们说，男生要打在脑门上，以后就变成白痴，女生打在肚皮上，以后就不会生孩子了。他们交头接耳地讨论这件事情，模样很诡秘，当然也有好心地女生告诉我，她们准备下午逃到隔壁横街小学去。
当然生不生孩子是无所谓的，那不是太重要的，只是打针会很痛，我打过针，我知道那种痛。
那个下午我还是去了。整个学校都空荡荡的，校长正不知所措地在楼梯口徘徊，他好像并不想管我，我就一个人往教室去了。
教室里也空荡荡的，只有高粱坐在那里，我昂着头走过去，坐了下来，我们先是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语文书，教室里很寂静，除了他隐约的喘气声，只有鸟清亮的鸣叫声回旋在树丛中。
好象除了我和高粱，这地方再也没有第三个人了，然后我们都坐到靠窗的位置上去了，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校门口。
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没有人来上课，也没有人拿着针筒走近学校，我们都有点坐不住了。
我问高粱，你怎么不回家呢？
我不怕。高粱说，又转过头看我，你怎么不回家呢？
我没有家里的钥匙，又没有别的地方去。我撑着头看窗子外面的天，天空很晴朗。
他们要来给我们打针了。高粱说。
你怕死吗？我说。
高粱笑了笑，我不怕。他用力跳上了课桌，显得很威武。
我怕。我说，我怕得都在发抖呢。
那，我们走吧。高粱迟疑地说。于是我很快地就从教室的后门跑出去了，高粱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