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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号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木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
“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呢——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
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
“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
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小李说说吧。”
李向华站了起来，他有点慷慨激昂：
“这个案子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早有预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处长刚才说疏忽大意，我看还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这一大意就造成了纪春雷同志的无畏牺牲。纪春雷同志牺牲后，我们也仍然没有认真反省，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就同意潘小伟与天龙帮接头。现在看来，潘家对美高总会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个接头地点显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冯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一是严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险，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当！咱们都知道，
吕月月在个人感情方面本来就比较新潮，又比较任性，应该说，还很不成熟。
而我们的监控对象呢，那可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挥金如土的阔少。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还好说，九十年代社会大环境那么开放，年轻人的思想那么活跃，拜金主义那么普遍，问题就难说了。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忠于组织远远不如忠于自己，金钱美色一攻，很难脸不变色心不跳，保持气节，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监控对象拉着目月月去王府饭店，
吕月月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就去了。当时我是提了意见的，还不接受教训，后来去石景山游乐园又是擅自改变计划去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组织观念的话，我看纪春雷也不致于葬身鱼腹，光荣当烈士！“
“我插一句。”伍队长突然举手打断了李队长的发言，口气虽不似李队长那样激烈，但他一向很少这样急于开口。
“我反对这种说法，
吕月月任性、不成熟、没经验，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她对工作是忠诚的，潘小伟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要想拿回小提琴只有做潘小伟的工作，要做好潘小伟的工作不能没有
吕月月这个角色，如果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在我，由我承担。但是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冒险怎么能把琴拿回来！“
万副局长厉声喝断伍队长：“琴你拿回来了吗？这又不是你的庆功会，嗓门儿那么大干什么！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万副局长一发火，伍队长一下子把话噎在嘴里，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头抽烟。会场沉默了片刻，处长对李向华说：“你接着说吧。”李向华脸色铁青，闷了一会儿，粗声说了句：“我说完了。”便坐下来。
于是这个会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大家都闭着嘴看天，谁也不好发言，要发言就得琢磨是向着伍队长说还是向着李队长说。处长环顾左右，动员道：
“大家接着说，都得说，啊，研究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刘保华，你先说说。”
刘保华被点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队长，向右又源一眼李队长，吭吭卿卿地开口：
“案子没搞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也有责任，调查侦察工作都是我们做的，做得不深入，没给领导当好参谋，影响了领导的决策。不过，呕，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总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是个旧案，那玩意儿都丢了好几年了，凭这么点线索，不那么容易找回来，这种案子也就是得试探着干，成不成谁也没把握。如果说指挥上真有什么责任的话，我看也就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了吧。
吕月月呢，年轻，头一回上手这么大的案子，缺乏经验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上次没请示就跟监控对象出去吃饭，是任性了点儿，随便了点儿。可没大离谱，啊，没大离谱，而且在游乐园表现得也很勇敢，一个女同志，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觉得，这往后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责任，那这活儿……那还真没人敢练啦。“
刘保华这段发言可算是左右逢源，两面都照顾到了，可万副局长还是严肃指正道：
“胜败兵家常事这话没错，可胜利了，就要总结经验，失败了，就要吸取教训。
我刚才说了，今天是研究问题的会，不是追究责任的会。既然失败了，肯定有问题，大到指挥决策，小到具体操作，甚至小到我们侦察干部个人的工作经验和思想素质，等等方面，都要总结提高，这是很正常的事，同志们不要大惊小怪。“
处长转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语的薛宇，说：“纪春雷现在不在了，小薛应该最了解情况，你们一直是陪着潘小伟的，依你观察，那家伙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对咱们
吕月月是不是想动坏脑筋？“
薛手抬头，不加犹豫地说：“是。”
处长又问：“
吕月月呢，她自己有没有察觉？“
薛宇低了头，不答。
万副局长泛泛地议论道：“这种情况，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给我们公安工作带来的新课题。我们公安队伍中现在年轻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经常与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内的暴发户接触，怎么样不受金钱美色的侵染，是个新问题。”
处长又问薛宇：“你是不是觉得月月有什么不够注意，不够检点的地方？”
处长这么一问，除队长伍立昌依然闷头抽烟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头，目光含糊，神色犹豫，但话一出口，却又是那么明确果断。
“不，我没觉得。”
万副局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不一定多谈了吧，而且这种话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说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种事涉及一个女同志的名声问题。”
处长说：“对对。”
这个会的情况全是第二天我挣扎着去上班时刘保华丢给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确实。
我从小就是个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样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几乎一下子全垮了，我体会到了过去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厌世。我没有去找领导辩白，刘保华说你千万别去辩白，不然他们准怀疑是我告诉你的。其实这一切又怎么能辩白得清。
我找到伍队长，我什么都没说，只说身体不行还想休病假。伍队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医生，他我可能是这些天累着了，让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没有假条都无所谓。我说谢谢了队长。
队长他对我好，我会记他一辈子。
人总是在顺境时迟钝，逆境时敏感，通常到了穷途末路，心就变冷也变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态翻来覆去全是一群丑角的龙套。但假使这时哪位朋友和师长给你稍稍一丝善意，又准会把你感动得像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海岩：月月，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伍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