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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上海“粳米事件”发生的全过程看，交易所的规则制度缺乏连续性、公正性和科学性，打击了投资者的参与信心，妨碍了市场的正常运作。当时上海粮交所在粳米期价大幅上升之际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多空双方要限期减仓、新客户暂不允许进行粳米期货交易等，之后又规定了粳米期货价格的最高限价，以期短时间内令期价回落到一定水平。但在1994年9月中旬，当上海粳米期价受政策面影响而出现暴跌时，上粮所又取消了最高限价的规定，并将粳米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额缩至10元，导致粳米期价再次以连续涨停的方式快速上升。交易所方面出台的不同文件，引发了粳米期价的暴涨暴跌，影响到期货市场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对粮食期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4．从“粳米事件”可以总结出的又一个教训是：不论是片面否定期货市场的功能还是主观夸大商品期货市场作用的做法，都将影响到一个期货品种本身的健康发展，甚至有使之消亡的危险，同时会挫伤期货业内各方面人士的信心，不利于中国期货市场的长远建设和稳定发展。事实证明，随着粳米期货交易的活跃，市场容量越来越大，期价走势除短时受政策面影响出现回调外，大部分时间都由市场供求矛盾这一个基本因素决定了价格连续上涨，而有关方面认为是粳米期货价格带动了现货价格的强劲上扬、助长了众多消费者的“预期涨价心理”，导致暂停了粳米期货交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忽视了粳米期货交易的基本功能，轻易地暂停了粳米交易，使得后来许多粮食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希望通过期货市场发现价格以指导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以及在期市上进行套期保值以回避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时，却无法实现愿望。随着期货市场上投资群体的逐渐稳定乃至壮大，期货市场的功能正在被更多的人士认识并接受，于是恢复粳米等大品种期货交易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点尤其值得业内有识之士反思。
短暂的辉煌 昂贵的学费——“三二七”国债期货风波回顾
回顾我国国债期货从正式上市到暂停交易的近30个月的运行过程，对认识我国期货市场风险控制的重要性不无裨益。
一、“327”国债期货风波概述。
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先向证券商自营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此时，国债期货尚未对公众开放，交投清淡，并未引起投资者的兴趣。1993年10月25日，上证所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与此同时，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国债期货飞速发展，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从两家陡然增加到14家（包括两个证券交易所、两个证券交易中心以及10个商品交易所）。由于股票市场的低迷和钢材、煤炭、食糖等大宗商品期货品种相继被暂停，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尤其是上海证券交易所。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
在“327”风波爆发前的数月中，上证所“314”国债合约上已出现数家机构联手操纵市场，日价格波幅达3元的异常行情。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公布的1995年新债发行量被市场人士视为利多，加之“327”国债本身贴息消息日趋明朗，致使全国各地国债期货市场均出现向上突破行情。上证所327合约空方主力在148。50价位封盘失败、行情飙升后蓄意违规。16点22分之后，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以千万手的巨量空单，将价格打压至147。50元收盘，使327合约暴跌38元，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造成了传媒所称的“中国的巴林事件”。
“327”风波之后，各交易所采取了提高保证金比例、设置涨跌停板等措施以抑制国债期货的投机气氛。但因国债期货的特殊性和当时的经济形势，其交易中仍风波不断，并于5月10日酿出“319”风波。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的基本条件，作出了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决定。至此，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二、对“327”国债期货风波的反思。
其一，缺少必要市场条件的金融期货品种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这主要是指国债期货赖以存在的利率机制市场化并没有形成，金融现货市场亦不够完善。
其二，政策风险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是期货市场的重要风险源。
“327”国债风波中，保值贴补政策和国债贴息政策对债市气贯长虹的单边涨势起了决定作用。“327”国债可享受保值贴补，在保值贴补率连续数十月攀高的情况下，其票面收益大幅提高。在多空对峙时，其又受财政部公告（1995年2月25日公布）的朦胧消息刺激而大幅飙升，使得“政策风险”最终成为空方失败的致命因素。于是，空方不惜蓄意违规，利用交易管理的漏洞演出了最后“疯狂的一幕”。
在高通胀的情况下，实施保值贴补政策有一定的必要性，但由于我国国债流动性差及品种结构不合理，每月公布一次的保值贴补率成为国债期货市场上最为重要的价格变动指标，从而使我国的国债期货由利率期货演变成一种不完全的通货膨胀期货。于是，国债期货交易成了保值贴补率的“竞猜游戏”，交易者利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推算保贴率，而依据据称来自财政部的“消息”影响市场也成了多空孤注一掷的筹码。凡此种种，对我国国债期货市场的风险控制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并最终导致国债期货成为“政策市”、“消息市”的牺牲品。
其三，健全和完善交易所管理制度，方可防范期货市场层出不穷的风险。
“327”国债期货风波的产生虽有其突发性“政策风险”的因素，但各证券、期货交易所资金保障系统和交易监督管理系统的不健全也是“违规操作”得逞的原因。
资金保障系统方面：首先，国债期货过低的保证金比例放大了资金使用效应，成为国债期货投资者过度投机的诱因。“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时，上证所20000元合约面值的国债收保证金500元，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的保证金普遍为合约市值的1％。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气氛更为浓重。其次，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均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此种交易方式仅按国际通行的逐日盯市方法来控制风险，尚不能杜绝透支交易。而“327”国债风波发生时，上证所采用的正是“逐日盯市”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第三，“327”国债在风波发生之时，已成为临近交割的合约品种。“交割月追加保证金制度”当时尚未得到重视和有效实施，这也是国债期货反复酿成市场风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交易监督管理系统方面：首先，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制度，而“327”国债期货风波出现之时，上证所甚至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第二，没有持仓限量制度。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第三，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第四，浮动盈利禁开新仓，这项制度虽具中国特色，但行之有效，它无疑对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起到了抑制作用。
其四，现代期货交易的风险控制要求计算机系统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
“327”国债期货风波出现之后，不少人对各交易所采取的计算机自动撮合交易方式提出质疑，认为这种交易方式对遏制过度投机和提高交易透明度不利。事实上，从五年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实践和国际期货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期货交易是我国期货市场的最佳选择，而且通过大型计算机系统控制期货交易中的实时风险，更有人工控制和事后控制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我国期货市场目前采用的“逐笔盯市”风险监控模式，由计算机首先控制交易者下单的数量、价格和保证金比例，再由计算机从其结算账户中扣除其保证金。一旦有效保证金不足，计算机可自动禁止其开新仓，只允许平仓操作。在这方面，计算机实时监控远比人工控制效率更高，反应更敏捷。
应该说，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其教训是惨痛的。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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