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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本经不 起考证的。李可夫对索科利尼科夫的招供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他当时 根本未与加米涅夫见过面。他虽与托姆斯基个人关系良好，但他们在一起时， 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敌视或不忠诚于中央的谈话。布哈林在据理批驳索科利 尼科夫的供词时，把它称为 “恶毒的杜撰”。 8 月21 日，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李可夫开始进行侦查的命令予以公 布。按照惯例，他们将很快被捕。可是，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原右倾反 对派成员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没有失去自由。不仅如此，报纸于9 月10 日发表 了苏联检察院的通报，宣布停止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侦查。通报说：“侦 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面证明应向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追究法律 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查。” （20）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子是个大案， 可是从宣布开始侦查到宣布停止审查不到20 天。内务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 对一个大案作出相反的决定，是不符合法律侦查程序的一般规律的。究其原 因，除了在第七章中提到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对恐怖政策的抵制外，还有其 他多方面的原因。1936年秋天，苏联全国进行了新宪法的大讨论，宪法中明 确规定了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等许多民主权利。而且谁都知道，布哈林是这 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安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列宁去世后的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 夫，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还享有相当的威望。这 样的威望不是政治上的打击所能够完全消除得掉的。在党内、政府内，尤其 是军内的老一代革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就匆忙作出清除他们的举动，很可 能是当时党内、政府内和军内所无法接受的，从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事变， 打乱乃至葬送整个计划。而在消除了皮达可夫等所谓托洛茨基派别的残余， 消除了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反对和阻碍恐怖政 策的力量，尤其是消除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等老一代军队 领导人之后，对于消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可能引起动荡的忧虑则可以完全解 除了。另外，我们看到，1936年雅哥达掌权时的内务部还没有叶若夫当权后 内务部在1937年获得和形成的无限权力。在苏联各个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党 的地方委员会还一定程度地控制着生杀大权，从而限制了内务部门的权力。 在中央一级，要逮捕党中央委员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仅需要经过斯大 林和一、二名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准，而且要经过整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批准。只是到了叶若夫当权以后，经过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 尤其是 1937年6 月中央全会，内务部才逐渐地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获得了 随意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的权力。也是到了这时，大清洗才在政治、组织和 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狂热的血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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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派阴谋集团”案的初步炮制 宣布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不过是审判组织者根据形势作出的 公开政治姿态，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举动，一种策略表示。实际上，对布哈 林、李可夫等人的审查根本没有停止。他们的所谓罪行处在不断的酝酿中。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的高层领导中，议论和讨论他们罪行的事根本不是什 么秘密。他们被诬指为企图夺取政权，推翻斯大林，让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让布哈林的信徒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实现这一计 划的途径之一似乎是通过B ·普里马科夫和B ·普特纳为首的“军事组织”实 行政变。布哈林和李可夫似乎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使西伯利亚独立，建立 独立政府。他们还被诬指为与托—季反对派一起共同拼凑了一个反革命中 心，制订了一个联合所有反对派势力的行动纲领。 对于审判组织者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作法，布哈林是清楚的。因 此，尽管宣布停止侦查，布哈林仍坚持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表明态度。他在 斯大林迟迟不归的时候，接连给政治局以及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个人写信。 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他写道： “请您诚恳地把问题摆出来。如果我不真 诚，那么需要立即将我逮捕并予以消灭，因为这样的恶棍是不能容忍的。如 果您认为我 ‘不真诚’，而您仍旧让我逍遥法外，那么您就是不值得尊敬的 懦夫。”这封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宣读时，莫洛托夫认为布哈林的 “懦夫” 的说法是对中央的攻击。1936年 9 月 30 日，伏罗希洛夫在回信中称布哈林 的信是 “对党的领导的卑鄙的攻击”。（21） 伏罗希洛夫的回信说明中央决策人的态度根本没有变。布哈林把自己的 苦恼、彷徨和愤懑倾诉在另一封信中。这是他 1936年 10月19 日写给奥尔忠 尼启则的信。他了解并热爱、尊敬奥尔忠尼启则。信的开头用了亲昵的称呼： “亲爱的、令人热爱的谢尔戈！”这种完全不同于对伏罗希洛夫的称呼，从 侧面反映出中央领导人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布哈林在信中叙述了他的境遇和 心情： “诽谤者想把我吞掉。就是现在也还有人在折磨我，糟贱我。”也许 他已经看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在党中央的困难处境，因此他在信中根本没有请 求奥尔忠尼启则帮忙，但却把他个人和党的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当 我给您写信时，我的整个心在颤抖。愿你健康，强壮，精神饱满。愿你长寿， 愿你像过去那样卓越地活下去，不愧为一个光荣卓绝的战士和一个纯洁无瑕 的巨人。” （22） 当时，斯大林依然向布哈林表示出领袖的宽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1936 年 11月7 日，布哈林决定去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他没有像过去那样走 向列宁墓，而是拿着 《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和妻子一块登上了旁边的观礼 台。斯大林从上面看到了布哈林。布哈林的妻子安娜突然看到一名卫兵穿过 密集的人群向布哈林走来。她以为那人是来赶他们走。卫兵走近前来敬了个 礼后说： “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错了位置。请您上列 宁墓，好吗？” （23） 实际上，审判组织者几乎在制造 “平行中心”的同时，就在炮制所谓右 派阴谋集团案。内务部一直没有停止对右倾反对派成员的逮捕和审讯，并让 他们作出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 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叶若夫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 “ 根据犯人的最近的供词，右派分子的作用看起来不同以往。看过以往审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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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分子 （乌格拉诺夫、柳金、艾斯蒙德、斯列普科夫等）的材料后，我想， 我们那时没有搞彻底。因此，我吩咐将去年逮捕的某个右派分子召来。他们 把库利科夫 （已因涅夫斯基一案判罪）和卢戈沃伊叫了来。对他们的预审正 在提供有关右派分子活动的非常有趣的材料。 “记录近日将呈送给您。无论如何，现在有充分的根据预料，我们将会 揭发许多新的东西，而右派分子将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其中包括李可夫、 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施密特等人 ” （24） 经过一段时间对库利科夫的秘密审讯，叶若夫得到了他的口供。1936年 12月7 日，叶若夫将他的口供材料即审问记录呈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 冈诺维奇。在材料的附信中说，犯人是右派的反革命组织的一名参加者库利 科夫。库利科夫供认，1932年他本人得到布哈林关于必须将斯大林杀害的指 示。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伪造、积累和整理右倾反对派首领的所谓犯罪材料 中，一直是内务部一位得力的同谋。1936年 9 月 23 日，维辛斯基将索科利 尼科夫与布哈林同李可夫对质和他们被询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使它从为布 哈林和李可夫辩护的材料变成了诬陷他们的材料。维辛斯基也把材料送斯大 林审阅批示。 1936年 9 月 29 日由卡冈诺维奇起草经政治局通过的 《关于对待反革命 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不仅加强了对托—季反对派 的镇压，而且祸及 “布哈林学派”的人。这个学派的许多年轻能干的党政干 部和知识分子早已被罢官、监禁或流放。但布哈林和李可夫当时还未被开除 出党，而且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还在积极活动并享有广泛声誉的政治 家。因此，在把他们当作刑事犯罪集团的头目抓起来以前，除了编织必要的 罪名和材料外，尚须在政治上败坏他们的声誉，尚须必要的社会舆论的准备。 政治局关于对待托—季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下达后，一些报刊立即充当了诽 谤、攻击右倾反对派的舆论工具。它们采用伪造历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法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诬蔑。比如，1936年 10月28 日的 《真理报》社论就 诬指李可夫充当孟什维克的走狗，说什么李可夫曾主张列宁出席临时政府的 法庭。李可夫立即于 11月4 日致信斯大林对此提出抗议。《真理报》还有一 篇文章在谈到科学院的工作时诽谤作为科学院院士的布哈林。布哈林于 1936 年 12月2 日致信斯大林，要求接见他并向他作出解释：为什么将他当作敌人 看待。但是，这些信件都杳无回音。叶若夫在 1935年写的并得到斯大林认可 的小册子 《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虽然没有出版，但其中的内容明确 透露出当局的意图。书中直接提出了一种说法，即托—季集团与右派中心（托 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勾结的。而且按照作者的想法，此书应成为 消灭一切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的纲领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