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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花钱买虎皮，按时主动“上血”，拉权势入伙，被迫送硬股，这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企业应该如何称呼，以区别教科书上的企业呢？套用“硬股”和“合伙”的造词思路，我们不妨称之为“硬伙企业”——合伙对象都是那些很有害人本事或人家惹不起的硬家伙。这种企业形态的流行，表明了企业自身的欠缺——缺少抵御侵犯的能力或权利，换一个角度说，也表明生存环境中破坏因素的浓度超常增加。
硬伙企业的硬度大有差异。明朝社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制度严格细密，不同身份和级别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不同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于是，硬伙企业也呈金字塔状，有特硬企业，部级硬企业，省级硬企业，还有县硬乡硬等等。上个世纪我在安徽农村调查，听说某县把产值超过1000万元的民营企业家一概定为副乡级待遇，以对抗本地小官吏的骚扰，这是硬伙企业系列中的新创造。
实际上，硬伙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因人而异，随时变化。同样是内阁大学士，严嵩不可一世，一张名片价值3000两银子，徐阶就要弱一些。杨所修在工部当主事，缺少损害商人铺户的机会，论权势也敌不过太监，但是皇帝要举行祭祀大典，他负责清理临时建筑，损害能力和相应权势便临时壮大了。实力一变，分肥的份额就应该及时作出调整，太监不肯调整，这才打了起来。
如何评价参战各方的得失呢？被代理的皇帝大获全胜。出血的铺户鸡飞蛋打。争夺血酬的双方两败俱伤，都挨了打，都付出了血的代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其中太监方面吃亏更多，除了各自20大板基本持平外，另有降三级的额外损失。
如果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从太监方面来说，最要紧的一条便是认清局势。虎皮是可以吓唬人的，也是可以卖出好价钱的，但是要看吓唬谁。自己已然理亏了，对方又有能力直接向老虎告状，就要顺应临时变化的形势，利益分享，不能太独。
从主管官员方面来说，则要注意掌握分寸，攻势不宜太猛，不妨跃马盘弓，引而不发，给对方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不能得理不让人，硬断人家的财路，偷鸡不成还挨一顿打。
从皇帝方面来说，则要加大挑拨离间的力度。要鼓励内官和外官互相监督，互相告状，千万不能让他们团结一致，找到合作之道。以此标准衡量，皇上应该让杨所修有所收获，值得为皇上继续得罪人。
从赵二方面来说，硬伙企业仍要办下去。虎皮还是有威慑力的，太监们的售后服务也比较认真负责。不过，合作前最好看清楚吓唬的对象，别做披上虎皮吓唬伥甚至吓唬老虎的买卖，否则就难免出血之后继续大出血。——如此要求赵二，真所谓求全责备，但是，百姓方面的改进余地确实所剩无几了。
2001年9月初稿，2003年1月改定
洋旗的价值
一、花钱挂洋旗
1927年11月26日，重庆富商黄锡滋与法国吉利洋行签定密约，称两家合资的聚福洋行是假合资，法方在名义上拥有的1/3股份是“虚股”。中方借用法商之名，挂法国国旗，每年支付“挂旗费”3万两白银。
3万两白银不是小数。以1901年至1910年的米价折算，这笔钱可以买500多吨大米，相当于今天的100多万人民币。聚福洋行只有三条百吨级的小轮船，在川江上游从事客货运输，总投资不过30万两白银。每年掏这么一大笔“挂旗费”，相当于总投资的10％，合算吗？
假合资还会带来当真的风险。后来公司做大了，法商果然摆出一副依法办事的嘴脸，非要拿“虚股”当真，狠敲了中方一笔。至于法方挂名经理和船长的私人生活开支，包括云南漂烟和白兰地名酒，20年下来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
但是，算上这些代价之后，甚至算上当“假洋鬼子”被嘲骂的屈辱，聚福洋行的总经理黄瑾莹仍然认为这笔交易做得值，“真是值得”。
这可不是个别企业家的糊涂账。在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大多数轮船都挂着欧美国家的旗帜。据1925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外经济周刊》报道，从事川江航运的16家轮船公司中，未挂洋旗的只有3家。如果以轮船计算，总共36条轮船，32条挂着法国、意大利、美国或瑞典的国旗，比例高达89％。然而，细查这些轮船公司的创办人，我只找到了一个洋名字。
这种现象不仅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据1904年11月号《东方杂志》说，福建厦门每日开往外埠“计商船三百数十余艘，皆各埠华商所有，现均挂英法美各国之旗，由各洋行代为经理。此项利权，终年核计，溢于外人之手者，不下数百兆。”另据《中外日报》1905年10月7日报道，江苏镇江一带，商船多挂洋旗，“最为恶习”，经当地官绅报请商部批准，设立商船公会，普劝改挂龙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地方政府甚至下令改革，原定商船挂龙旗要交纳的50两牌费，一概豁免，劝令华商勿挂洋旗。
全国各地的商人如此大规模地抛弃龙旗，挂上昂贵的洋旗，洋旗到底有什么价值？下面我们就顺着聚福洋行黄瑾莹总经理的思路，看看他每年3万两挂旗费买来了什么东西。这是一笔富于中国特色的交易。古往今来，无论是捐官衔还是送干股，无论是挂洋旗还是戴“红帽子”，这类交易频频发生，这笔费用很有理由列入中国工商业的常规开支。
二、作为环境构成的军阀
在算账的时候，黄瑾莹总经理首先强调了军阀。他说：“聚福洋行凭借这块‘法商’的招牌，在那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确（实）减少了许多麻烦。十多年来，船未打过兵差。在那个时期，有所谓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但聚福洋行从成立到结束，从未完纳过任何一项税捐，因而避免了军阀的压榨。”
这段话涉及到两项可能的损失，一是当差，二是苛捐杂税。如何估算这两项损失的潜在数目呢？比照未挂洋旗轮船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损失的影子。
蜀江公司成立于1915年，有一条元济号轮船。由于官府刁难，土匪堵劫，负债累累，股东们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出资最多的马则卿苦苦支撑。1917年，川军与滇军开战，滇军便把元济号扣下当差，半年后放归。返回重庆后，北军又扣船运送军需。北军撤出四川，元济号刚刚开始在重庆宜昌之间运营，又被宜昌的北军扣用。
无奈之中，马则卿邀请法商麦司洋行入股，投资两万两，在上海登记注册，蜀江公司改称麦公司，元济号也挂上了法国国旗，1919年回到四川。次年，川军和滇军再次开战，重庆卫戍司令王文华又把元济号扣作军用，结果法国领事出面交涉，军阀被迫放船。
当时，由于战事不断，交通断绝，元济号成了惟一安全运营的交通工具，生意红火之极。8个月之间，清偿了以往的债务，还有数千两银子的利润。这时候，以前退避的股东们又回来了，要求购回外股，从大中银行贷款2万两退还麦司洋行。麦司洋行退出后，麦公司改称大中银行航业部。不久，大中银行倒闭，作为大中银行的债权人，军阀杨森没收了元济号，改作兵船。1922年，元济号随杨森部开往宜昌，船只朽坏，不知下落，蜀江公司随之消亡。
由此看来，洋旗是抵御军阀的保护伞，有则兴，无则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四川。
据《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说，1920年下半年，广州发生战事，“军人纷纷封用轮船，遂令全行如患瘫痪，租金极难追讨，是以船东受亏甚大。”
据湖南岳州口岸（岳阳）报道：“本年（1916年）贸易，有数次因军队运输扣留华商船只，大小火轮及民船全充军用，遂陷于停顿地位。中有一次，被扣之船停泊江岸，延长几及三里，为时有数星期之久。”
1923年，广西梧州口岸报告说：“中国航务中人，因感受军队不时封船之痛苦，遂相率投挂洋旗，藉资保护。于秋季本口商务恢复之际，多数华船，已改隶英葡国籍。”
这些报道大体可以表明，仅仅军阀扣船当差这一项，就足以造成航运公司亏损，甚至可以要公司的命。优胜劣汰，中国的旗帜被淘汰出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黄总经理说，他们挂洋旗十多年，没有向军阀缴纳过苛捐杂税，这项权利又值多少钱呢？我试图计算却算不清楚，只能抄录几段原始资料示意。
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捐，如云而起，或原有其税，从而加重；或同一税捐，重复征收；或就驻所区段，各立关卡；或藉各种名目，巧为搜括。就其取费之名称言之，有护送费、江防费、送船费、护商费、验放费、船厘、团防费、清乡费、估本费、验船费、统捐费、护农费、红十字费、落地费、临时军费、盖戳费、划子费、公票费、乐捐费、兴学费、出口税、抵岸费，其他名称，不一而足。
“就征费机关言之，有护商事务处、全川江防军征收处、百货统捐局、江防验卡水道警察、禁烟查稽处、国防征费处、保商处、印花验卡、烟酒验卡、船商所、各军护商处、黔军乐捐处等，星罗棋布，到处诈索，商人视为畏途。”
以上抄录的税费名目共有22种，收费机构12类，而且普遍重复征收，加重征收，这已经难以计算了。更何况这些情况还随时变化，与日俱进。据1923年广西南宁口岸报告：“军队假保护之名，抽收保护费，船只每至一地，即有一地之军事长官，从事勒收。春初每船不过共缴小洋600元，讵知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