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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中央文件，还要将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到了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地方官府已被全面买通，盐商的意愿成了官府的决定。恰好一位盐商的儿子得了科名，他的房师又到宁波当官，利益加上情面，执法便空前严厉起来。多方缉捕，广为侦察，只要发现谁家的盐不是从盐店买的，就要以食私盐治罪。这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开支，也断了肩贩们的生路。于是冲突日渐增多，肩贩和消费者忍无可忍，在张潮青的积极活动下联合起来，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原来的盐界。当地政府派官员下去调查，认为商人确实侵占了肩贩引地，失业问题严重，长此下去恐怕要出事，最好能恢复老办法。调查结果报到省里，领导不同意，嘲笑调查者说：你有能力更改中央文件吗？
政府不肯修改政策，民间就想办法闹。大概在周祥千入狱前两个月，浙江巡抚（省一把手）到宁波招安海盗，宁波府和鄞县为了保护领导安全，先整顿社会治安，抓了一些在逃犯和不安定分子。这时商人们就撺掇鄞县的冯太爷将肩贩运动的急先锋张潮青抓起来，冯太爷果然差人将张潮青拿了。
巡抚到宁波后，东乡人便进城请愿，恳请释放张潮青。张潮青有一个助手，叫俞能贵，勇悍善斗。他们二位还有一个军师，叫李芝英，和周祥千一样也是监生。李芝英善计划，有谋略，进城请愿大概就是这二位组织的。乡民们恭恭敬敬，在衙门前燃香下跪，求保张潮青。据下一任鄞县县令段光清说，冯太爷当时有一个错觉，以为有省最高领导在城里镇着，乡民必定不敢闹事，因此任凭乡民在那里跪香，根本就不理睬他们。但冯太爷忽略了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后官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大降，老百姓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欺软怕硬、缺德无耻的政府。既然软求无效，乡民便改为硬干，众人拥入监狱将张潮青抢出。巡抚慌了手脚，放号炮调集正规军，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兵一个也没有露面。
五个多月后，周祥千与县太爷段光清谈起此事，介绍了民众的心理：官既不足以服民心，兵又不足畏，省最高领导在鄞县尚且如此，大家还怕什么呢？
抢出张潮青后，官府没有心气或能力组织报复，这等于默许了劫狱。于是，咸丰二年二月二十日，鄞县乡民再次蜂拥入城，将宁波府和鄞县县署团团围住，先将周祥千抢了出来，再将一向刚愎暴躁的宁波知府押到城隍庙的戏台上，凌辱威吓，逼着他出了一张平粮价的告示。众人闹得性起，干脆将宁波府衙门抢掠一空，再放一把火烧了。接着又抢掠烧毁了鄞县衙门，捣毁了征收钱粮的房屋。得意浓时，乡民们难保不生出阿q参加革命的感觉，威风凛凛地将许多城市居民一并抢了。
三、文武各有利害
“哄堂塞署、逞凶殴官”已是枭首的罪过，烧毁衙门简直就是反了。主管全省治安的浙江臬台（即按察使，省里的三把手）立即亲自挂帅，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同时，省里委派能员段光清出任鄞县县令。
鄞县百姓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人心惊惶，担心官府的报复。段光清到任的次日，便针对这种担心，不带任何武装人员，让一个差役举着“鄞县正堂段”的牌子，带着一个书役负责传话，下乡巡视安定人心。他让书役传来几个老民问话。
段光清问：你们真要一县同反吗？
老民纷纷表示不敢反。说他们听周祥千讲，完粮有红白两封的名目，太不均平，大家入城只是请平粮价。
段光清道，连衙门都烧了，还说不敢反么？众老民惊恐起来，问他如何是好。段光清便使出分化瓦解策略，建议他们先把自己摘干净。各自写一份呈文，声明本村并未进城闹事，应完钱粮也情愿照常交纳。这样写了，即使将来官兵来抓周祥千，也不干你们的事。于是东南西北各乡纷纷具呈，不过五天，段光清就收到380多份呈文。众人表示自己是顺民和良民，在书面上与周祥千划清了界限。
民间的经验很丰富：官兵平叛是非常残酷的，大兵过处，烧杀掳掠，鸡犬不留。官府也不隐讳这一点，有时还特别在告示上声明“不日大兵云集，必至玉石不分”。所以，村民写呈文，等于在身家性命和道义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不存在两全之道。
正当段光清的分化策略初见成效之际，浙江臬宪和运宪统帅的数千官兵开到宁波。臬宪运宪都是省级文职大员，军队方面则有副将和参将，属于从二品和正三品大员，正四品的地司级干部和七品的县级干部还有许多。
地方官并不愿意军队进自己的地盘。清兵腐败，是蝗虫一般的祸害，更何况分化策略已见成效，百姓情愿完粮，剩下一个周祥千，鄞县的捕役足以对付了。因此鄞县和宁波府都反对用兵。但是军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首先，军方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一群老百姓闹事起哄，乌合之众，大军一到早就吓酥了，所以这行动是没有风险的。其次，名义上这就是平叛。转一圈，抓几个人，砍一些脑袋，干部们便可以邀功请赏。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士兵们轮奸抢掠，也会有许多收获。因此军方坚持用兵。
一连数日，随军的文武官员们天天带着兵下乡拿人，可是周祥千早已逃跑。军方很不过瘾，就主动扩大行动范围，要去东乡抓张潮青。三月二十五日，一群官兵到东乡的石山拿人，没找到张潮青和俞能贵，便很过瘾地抢了许多财物，烧了两间民房，顺便抓了13个人带回去请功。东乡人愤恨不平，鸣锣聚众抵抗官兵，官军见势不好便逃回城里。
听说东乡人聚众抵抗官军，臬司决计发大兵镇压。咸丰二年旧历三月二十六日黎明，官军乱哄哄地登上百余条紧急征调的民船开往东乡，摇船的船夫基本都是东乡人。带兵的是张副将和薛参将，相当于现在的军级干部。直到这时，官军好像也没有真正准备打仗，登舟前只管抱怨地方官伺候得不够周到，在开往东乡石山的路上，官兵沿岸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就连卧床产妇的衣被也夺走了。
消息早已传到东乡。面对数千屠夫，人们除了拼命无路可走。运兵船过了一道浮桥，开到了一座庙前。埋伏在此的东乡人开炮轰击，炮声一响，乡民蜂拥而出，官军顿时大乱。船上的官兵被炮打死无数，上岸的又被砍翻，紧急后撤的船退到浮桥，又被桥上拦截的乡民杀掉。这一仗，官兵死了二百多人，文武官员死了二十多人，俞能贵一人就亲手杀了十多个官兵。张副将被打死抛到河中，薛参将被乡民活捉。据后来赶去谈判的段光清说，河边死尸乱倒，河水红流，他认识的几个县级干部一丝不挂地倒在河边，河里还有半浮半沉的尸首。
这一下，等待报捷的臬司运宪傻眼了。城中商店纷纷关门，城里哄传东乡人要进城活捉臬司。第二天，随军的所有委员一概逃得不见踪影，臬司说了一句“我等在此，事更不可测，”也和运宪一起在半夜溜了，将烂摊子留给地方官收拾。
四、打破僵局
在我看来，地方官处理此事的办法非常高明，周祥千的表现更是令人敬佩。
却说鄞县县令段光清赶到东乡谈判，用官兵抓来的13个百姓“交换战俘”，收拾尸首，最必要的事情做完之后，竟然撒手不管此事了。他说这是省领导的事，他管不了。而东乡老百姓的目标无非是恢复“盐界”，要回被官兵抓走的13个人，像过去一样安稳过日子。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的野心，但又不敢掉以轻心。张潮青和俞能贵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组织起一支民兵队伍，站岗放哨，提防官兵偷袭报复。双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僵持着，不知如何了局。
转眼就到了四月。由于从正月就开始闹平粮价，接着又抓人又开仗，人心惶惶，早该征收完毕的钱粮至今尚未开征。乡民早就写了保证书，愿意交纳钱粮，早日安定下来。政府则怕刺激百姓闹事，不敢征收钱粮。正在犹豫之际，段光清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的大意是：如果不开征钱粮，动乱就不能算结束。而鄞县征收钱粮向无定价，您持平定价，民情自然配合，争先恐后地交纳。假如把银与钱的折算率定为每两银子2600文（白封小民原为3200文，红封绅衿为2200文），取消红封白封的差别，民间心平，官府的开销也够了。如此立即开征，人心自定，百姓各安生业，原来跟随周祥千进城闹事的人，必定不肯再当他的党羽，周祥千就被孤立了。周祥千孤立了，东乡的张潮青和俞能贵还能长久为患吗？
段光清读了匿名信，便请来众绅商量。众绅表示，信中观点平允，但不知道乡民接受不接受。段光清说，如此定价，只怕绅衿大户不肯，你们既然说平允，此事就算定了。于是开征钱粮。果然一切顺利，人心大定。
公元前201年，刘邦平定天下不久，就逮捕了为他打天下的大英雄韩信。韩信被绑在后车上，感叹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毕竟是大英雄，一句“我固当烹”，道出了对现实利害格局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邱吉尔也有这等大见识。他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国，1945年7月，他正在德国的波茨坦与美苏讨论战后秩序，英国国内的大选就把他选掉了，更加重视劳工利益的工党上台。邱吉尔在卸任时说：“对杰出内阁首相的无情，是伟大民族的象征。”
现在鄞县也到了“天下已定”的关头，平民胜利了，大家要过平常日子了。假如没有危险，老百姓还不妨保持对昔日英雄的尊敬。如果英雄只能给百姓招致官府的报复，或者利用这种尊敬出格越轨，他就成了多余的祸害——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