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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皇帝独尊儒术的基本逻辑，就是强调儒术合乎皇家的根本利益，如此选择对皇帝有利，对天下有利，不如此将重蹈秦朝的覆辙，等等。
即使汉武帝做出了独尊儒术的决定，在实际操作中，他的孙子汉宣帝也非常明白地训诫自己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依然把儒家的王道当作次要的统治手段和装饰，并不全心服从。
或许根本不必寻找历史证据。简单的逻辑可以告诉我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反之则不然。
这种逻辑所蕴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选规则的时候，拥有让对手得不偿失的伤害能力的一方，拥有否决权。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总之，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当然，平民并非不重要。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
三、杜撰新词
禅宗和尚说，觉悟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过多年努力，我好像进入了半生不熟的阶段，看什么不是什么。
打个比方说，在钦定的社会权利图上，县官占地一亩，平民占地一分，奴婢占地一厘。也可以倒过来说，占一亩地的就是县官，占一分的则是平民，占一厘的就是奴婢，等等。山是山，水是水，历历分明。
然而，县官悄悄扩张自己的权利边界，将平民的实际权利压缩到了两三厘，父母官和子民的关系也逐步转向主奴关系。这时的父母官便不再是父母，子民也不再是子民。那么，实际成色不过二三成的子民应该叫什么呢？叫子民还是叫奴婢？在纯度渐变的系列上，哪里是性质突变的临界点呢？这类问题经常让我犯难。
我们知道，人的能力和意志存在巨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能力和决心也在不断变化。刁狠的县官可能把某些平民的权利空间压缩到一厘之下，尚不及法定的奴婢；而狡猾的奴婢又可能将实际权利扩张到一两亩地，超过寻常的县官。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就描述了给宰相看门的家奴的实际身份。
如果考虑到行为主体不仅是一些个体，还包括了家族、团体、党派、阶级之类的社会集团，实际情形就更加复杂多样，而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错综多变的真实地貌已然如此复杂，观察角度和观察距离又增添了一重变化。于是，小山头可能高过钦定地图上的三山五岳，一条暗沟的流量也许超过钦定地图上的大江大河。放眼望去，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那么，请恕我不顾逻辑地强问一句：不是山的那座山，到底是什么山？不是水的那道水，又该叫什么水？
据说，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对白色有详细区分。我们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却有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他们可以用丰富的词汇描述我们视若无睹的差异，譬如阳光之下的白和背阴处的白。他们之所以能看见我们视若无睹的东西，因为他们有相应的语言和命名。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所以有那些语言和命名，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没有留意的东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语言和命名既是认知的成果，又是认知的工具。
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晚清至今，西方思想大举涌入中国，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和命名系统，在开辟新视野的同时，也难免留下新的盲区。对于上述凝聚了巨量人类智慧的命名体系，我们不能不敬重，不能不学习，但是又不能敷衍偷懒，靠在前人身上吃现成饭。
近一两年，母语中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命名，多次给予我巨大的启发，在先民智慧的引导和帮助下，我借用或改造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词汇，还杜撰了一些词汇，称呼那些未经正式命名的山川雪原。祖国语言是一座宝库。先行者要在雪中行走觅食，不得不去细看，不能不去强说，不得不努力理解那些事物之间的关系。看、说和理解的成果，积淀为母语的词汇和叙事，其中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我希望，浸透这种智慧之后，我会像实践者一样明了事物的真相，达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成熟境界。
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国家，正在努力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和脚下的地质构造，我们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猜测和描绘这些构造。我们被迫回顾历史，探询当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回顾和理解的努力之中，一个更加吻合大型文明悠久经验的概念体系将渐渐浮现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我一直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个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观念体系准备钢筋和砖瓦。
欢迎读者批评指教。
2003年6月11日
正 编
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这个道理说来简单，却能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解释许多费解的历史现象。
现象之一：土匪种地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农历七月初五，南、赣巡抚王阳明向皇帝上疏，报告江西剿匪的战果，疏中提到了山贼的日常生活。
王阳明说，各贼探知官府练兵，准备进剿的消息后，“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作，夜则各遁山寨。”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始而惊讶，继而奇怪：土匪也种地？土匪为什么要种地？我想象出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专业土匪，一端是专业农民，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生产与抢劫的组合：以抢劫为生的土匪渐渐变成以耕种为生的农民。那么，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现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获释后，伦丁牧师写下了关于土匪的见闻：
还在商酒务的时候，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了匪首和整个营地。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盘里，有些做法与在行军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几乎任何暴行而不会因此受罚。而在这里，在土匪地盘里，匪首们是很注重自己名声的。正在受审的这个土匪以匪首的名义偷取了一条毯子。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这个土匪的许多朋友为此都来求见，希望他宽大处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人被枪毙了，一切都已过去，但处决的命令却令人耿耿于怀。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
伦丁牧师本来对土匪的印象还不错，但是：
我们刚出土匪区，对他们的印象一下子就变坏了。他们无恶不作，烧杀抢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远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毁，烟与火是土匪所到之处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随着土匪队伍的移动，遭难的地区实际上扩展到了10英里以外，到处是浓烟、烈火、灰烬和废墟。
伦丁牧师对土匪执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盘里，土匪比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我又想象出另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纯粹的害民贼，另一端是纯粹的保民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保护和加害的组合。那么，决定这种组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大化追求
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暴力集团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顾山贞在《客滇述》中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为官军所败，从四川仪陇奔回陕西，一部分人留在山里继续当土匪。这些土匪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播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以为人不耕种，则无从而掠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扰农民耕种，是为了有的可抢。
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如血酬定律所说，人质的命价，是由当事人支付赎金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依据血酬定律做出五个方向的推想。
第一推想：匪变官
第一推想：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道：
广汉位居川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