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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几乎认不出那个地方了，它拥有全国最高级的电脑设备。11岁的孩子每天都在学习掌握像先进的桌面电脑印刷、将图像从录像带上扫描下来并用于电脑制作的校报之类的技能。其他的人则用电脑程序来创造音乐，解决问题，如果落后，则用电脑程序赶上他人。学生们每天早早地出现在电脑边开始工作……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在午饭时间留在那里继续工作。学校还有相当广泛的乐高工艺课程。走进乐高的教室就像进入了一个复杂精密的车间和实验室。你可能会发现两位12岁儿童正在一起设计一种电动洗衣机，而其他两位呢，正在试验水力发电。
电脑和技术仪器的购买不可能超出学校的正常预算，在这里，蒙拉德学校已经从它的一个邻居那儿获得许多帮助：该邻居是国际格兰素（Glaxo）药物公司在当地的分公司。几年前，格兰素与蒙拉德结成了合作关系，它每年向学校提供35000美元资金。柯克说：“这不仅仅是美元的交易活动，格兰素像我们一样一直在讲：把人放在第一位，其他事情都会各归其位。”
已经退休的格兰素首席执行主席托尼·海温特（TonyHewett）说，这种合作关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典型的动机促进技术，它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对人有兴趣。仅有的一个事实是：孩子们知道其他人对他们感兴趣，我想，这是成功的主要方面。”
虽然企业的资助很多，但随便问学校里一个人，你会被告知真正的改变在于态度上的变化。
当初布鲁斯·柯克第一次到学校时，他问学生们和教职员工学校里有什么问题，如何改变现状。
“他们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他们想要学校好一点。他们从未感觉好过。”
新西兰的大部分学生穿制服。在蒙拉德学校他们想要一套新的学校制服，他们会为此而骄傲，于是孩子们自己设计了制服，自己选择面料和款式。
然而学校里最大的变化可能在于他们与家长和当地社区建立联系的方式上。在学校采用的所有新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小型公共汽车的采用，学生们每周乘坐公共汽车访问当地的退休职工或者参加其他社区活动。
每个学生都参加了生活技能训练。从红十字会中他们学会了如何照料婴儿。他们还学习汽车维修的基础知识，学习怎样修补自己的衣服，怎样烘烤面包，怎样做好饭菜。学校的管理者还开设了一门教小孩学习洗涤的课。所有这些活动都要学生亲自动手，他们学习为真正的婴儿洗澡、为真正的汽车换轮胎。
蒙拉德也是一个文化交叉的学校……它设置的课程也是如此。大约25％的学生是毛利人……其文化促进团体在帮助毛利人父母们进入学校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毛利儿童经常身着他们的传统服装载歌载舞。
父母们会讲到孩子们在自尊方面有了最大限度的提高。作为毛利人父母的德比·格林（DebbieGreen）说：“几年以前孩子们从未有过自尊，他们嚼着口香糖在大街上蹓跶，给警察惹麻烦，现在，孩子们感觉到用不着为了引人注目而那样做了，他们知道可以加入毛利人俱乐部，在学校里也不再会因身为毛利人而受人歧视了。”
蒙拉德事实上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把自我尊重、生活技能的学习以及深深扎根于学校和社区各类活动中的课程设置结合了起来。
在本书出第一版时，蒙拉德与格兰索的合作关系由于后者的主要业务从北帕尔默斯顿移到奥克兰而改变了，然而其积极有效的结果为其他学校及社区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我们的个人调查有很多来自于讲英语的国家，然而最有趣的却来自于亚洲。
日本的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测验中是全世界得分最高的。90％以上的学生毕业于高中，日本几乎没有文盲。但是日本用于公立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却少于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而加拿大为7。8％，英国为6。2％，美国为6％。
很多主张“回到基础教育”的西方人把这种成功归因于日本非常僵化的长时间教育和机械学习上，这是初中及高中教学的主要方式，但参观任何一所小学校，你会发现相反的情形。在小学里，简直就是幼儿园的气氛。在二年级教室我们看到有的孩子在地板上玩土球游戏，有的孩子在墙上制作漂亮的美术作品，孩子们看起来很放松，生理与感情上都有安全感。
在市立织田小学孩子们的午餐室里，你会又一次感觉到他们的社会性及情感性的发展状况是良好的，学校用优美的古典音乐做背景，孩子们戴着卫生口罩为其他排队等待午餐的孩子服务。
事实上，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日本学校的教育目标是社会化：教孩子们学会成为集体中的一员。调查了东京的13所小学后，美国研究者凯瑟琳·刘易斯（KatherineLews）报告了日本小学全部的教育目标和方向，只有12％是属于学业上的，其余部分涵盖了礼仪训练、同伴关系社会化、孩子们自己的感觉、个性的发展、体能的训练、卫生与个人习惯的培养。“整个所见所闻使人联想起童子军的集会或一所星期天学校，而不是一年级学生的课堂。”
日本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给人留下的巨大印象是：它把儿童情感上和社会性的发展作为将来学校教育的基础来抓。这样的话，它可能为学生后来的快速学习打下了世界上最好的基础。
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教师迷惑的问题是日本小学似乎把班级管理权交给一小部分同学，激发小群体的自律精神和责任心，比如清理墙壁上的涂鸦等，结果是：杜绝了乱涂乱画。
日本的小学也没有“按学生成绩或能力分班”。在每个年级，学习比较差的同学与较好的同学合在一起，升级是自然的。日本人是很不强调个体特性的……它的文化氛围鼓励着一种团体和家庭的观念。因此对“失败”的孩子来说，据其能力或其他标准把他们分离出集体的做法会被认为是反社会的。
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日本的教师在社会上享有公众的尊敬。日本还有一种文化传统，就是把教师视为有特殊问题儿童的“生活导师”。《新闻周刊》的前驻外编辑、在日本居住多年的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说：“日本教师的职责扩展到了他们学生的整个生活中。如果一个孩子突然成绩下降，或在吸烟或有其他过失彼抓到时，他的老师几乎总是会主动打电话给这个孩子的家长，找出困扰孩子的原因并提出纠正的方法。”
日本当然是个比较均一的国家……几乎没有贫富很悬殊的现象。外界会说日本太一致了，用一句俗语说：“谁要出头，就会被压下去。”然而，克里斯托夫这样说：“这种一致性来自于我们所知道的'根部约束'……这个词来自'盆栽'（bonzai）文化。每当一棵小树被培育，它的根要经过很小心的修剪和定位，以此来保证盆景植物将来的发展。”很明显，“根部约束”与日本早期教育系统是有很大联系的。
很不幸，日本在高等学校的教育变成了沉重的机械式的学习。其英语教学方法即使与那些离我们下一章将要讲到的快速学习结果相去甚远的学校相比也会被认为是太落后了。因此，他们的外语水平一般来说远远落后于荷兰与瑞典。但是对那些方法的批评不应抹杀“根部约束”和把家庭与合作放在第一位的特殊文化所带来的益处。
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所说：“西方社会及政府的观念与东亚的基本不同之处在于：东方社会相信个体存在于家庭背景之中。”
美国领导人在竞选期间大谈“家庭的价值”，而亚洲领导人认为西方家庭的破裂正在使社会走向衰败。新加坡外交部的常任部长基肖·马布班尼（KishoreMahbubani）说：“从60年代至今，美国的人口增长了41％，然而同一时期其暴力犯罪数量增长了560％，非法生育人口增长419％，离婚率增长400％，单亲家庭的孩子人数增长300％，青少年自杀率增长200％以上，而学习能力的测验几乎降低了80分。”有着这样的记录，马布班尼认为西方应该“停止对亚洲指手划脚”。
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约翰·奈斯比（JohnNaisbitt）依次将“工作努力、尊重学习、诚实、自律、自我依靠和真诚”作为优秀亚洲人的人格品质。家庭单元很久以来就是亚洲社会的基础。奈斯比说：“在亚洲，各个家庭自己照顾自己，这是首要的，它强调个体的责任。对于亚洲人来说，中央政府对家庭生活的参与在文化上是不可思议的，是很糟糕的事情。家庭第一的思想是亚洲几乎每个国家的储蓄率高达30％或者更多的原因。亚洲人以家庭和自我满足为念，不仅相信福利对竞争而言是个沉重的负担，也认为福利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并导致非婚生生育率增加（美国30％的婴儿属于非婚生，而马来西亚只有1％）、离婚率上升、自信心的丧失和学业成绩的下降。”
以家庭为单元构筑起的中国社会体系，这一亚洲的强势经济力量，对亚洲和亚洲家庭价值观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作为传统，它强调学习是每个孩子的重要目标。在丰富的文化传统里，亚洲国家已经显示出他们能够利用世界上最好的技术突破并加以改进，同时保持了他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
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预言：中国家庭的兴趣将会是考虑利用卫星和廉价的家用电脑…电视终端，为亚洲这一重要的人口群体提供交互学习网络的首要原因。
台湾具领导地位的电脑生产商宏著集团已投资700万美元用于建立宏碁基金会以便普及新的商业手段。宏碁还创建了它自己的儿童电脑与电子游戏杂志，用的是中文。如果使用普通话的、联结亚洲各地的卫星教育计划在解决两岸局势方面比政府官员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话，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香港……1997年7月将回归中国……在卫星通讯方面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加坡的目标是在1999年前成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