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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轩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去世；八月，曾国藩亦因其母于六月十二日去世而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并誉之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薄暮不盈。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
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
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
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君卧湘水湄，辟人苦局。
怀念之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今天论述的学术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在诗文中也常能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当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坚辞不出之时，刘蓉还专门写了书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
君是今世所谓贤者。称赞你的人说：文祖韩愈，诗法黄庭坚；奏疏所陈，直追欧阳修、苏轼；志量所蓄，不亚于陆贽、范仲淹。这些诚足以让你显露于天下。道丧而文敝，全赖贤者起而振兴，这并非小补。然这只是君子不得志时所为。贤达而位高的人，就应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很久以来，士大夫陋习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消磨时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祸始犹恐来不及，怎么能复蹈覆辙呢！你的几次大疏所陈，动关至计，确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见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对国家没有补益，而你的声望因此日隆；我想这不是贤能者的胸怀，比起陆、范的志量差得远了。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你的雅量达到这种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负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 集思广益，才差不多。遵循欧阳修、苏轼的志节而自许，博采韩愈、黄庭坚的词华而自豪，这是承平无事的时代，可以优养大臣的声望，但并非当今的急务，更无以救治乱世。称颂你贤能的人说：“其廉可师”；明察你志向的人说：“以身殉国”。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许，曰：“不爱钱”、“不惜死”，何等壮烈！虽然，以此二者让人明察你的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贤豪的热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就距离甚远！贞女在众人面前自夸说：“吾能不淫”，不淫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事而只以末节自张，这是何等的浅陋啊！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欲驱天下智勇才辩之士，捐坟墓，弃亲戚，出没锋镝以与敌斗，非赏不劝。汉高祖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授首。项羽印信不忍给别人，而韩信、陈平终于弃他而去。所以滥赏则有才志士耻与庸人为伍，而吝赏又无以维系豪杰之心。以廉自奖，又将以廉绳人，那些功名之士，就会掉臂而去。所以说：廉介操守，以语自待之志则可。而大臣之道，就不仅如此，更非可以推却责任。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4）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势，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自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彩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能仅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相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戒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接到刘蓉的信后，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他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仙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但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同时他对管理银钱的伙计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 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
而郭嵩焘之于曾国藩的价值，则首先表现在他力劝曾国藩“墨从戎”。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政府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在职，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召令复职，称为“夺情”。 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尽孝的诚心，甚至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重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 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烦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风头。
曾国藩一向笃信理学，不能不做做姿态。曾国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谕，他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张亮基来信，得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曾国藩历来是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的，而这种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还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他别出心裁，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在左宗棠处于危厄之际，曾国藩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任四品京堂襄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终于位至督抚，他因此赢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这是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他们“同心”“攻错”，目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都有宽广的心怀。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挽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容闳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