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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多次跟萧何交谈，萧何惊奇于他的才能。到达南郑，将领们半路逃跑的有好几十人，韩信考虑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汉王并不重用，就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跑了，来不及将情况报告汉王，就亲自去追赶他。有人向汉王报告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大怒，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见汉王，汉王又生气又高兴，骂萧何说：“你逃跑，是为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汉王说：“你去追的人是谁？”萧何说：“是韩信。”汉王又骂道：“将领们逃跑的数以十计，你不去追；追韩信，是骗我。”萧何说：“其他将领都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天下人中没有第二个。大王如果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就没有地方用得着韩信；如果一定想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也没有和你商量大事的人了。就看大王怎样决策了。”汉王说：“我当然也想向东方发展啊，怎么能够长期郁郁不乐地留在这里呢？”萧何说：“大王想向东推进，如果能够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不能任用，韩信终究要跑的。”汉王说：“我看在你的情面上，用他做将领。”萧何说：“即使让他做将领，韩信也一定不会留下来的。”汉王说：“用他做大将。”萧何说：“好得很！”于是汉王就要召见韩信并任命他。萧何说：“大王向来傲慢，不讲礼节，如今任命大将就像呼唤小孩子似的，这就是韩信之所以要离去的原因。大王如果一定想任用他，就选择吉日，先行斋戒，在广场上设置高坛，举行完备的仪式，那样才行啊。”汉王同意了。将领们都很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能被任命为大将。等到任命大将时，竟然是韩信，全军很惊奇。
韩信在接受拜将仪式后，汉王就座。汉王说：“丞相多次向我推荐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来指教我？”韩信致谦，于是问汉王说：“如今你向东去争夺天下，难道对手不就是项王吗？”汉王说：“是的。”韩信说：“大王自己估计在勇敢、凶狠、仁慈和力量各方面，跟项王相比怎么样？”汉王沉默了好久，说：“我不如项王。”韩信拜了两拜，祝贺说：“我韩信也认为大王是不如他的。不过，我曾经侍奉过他，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吧。项王厉声怒喝时，很多人都吓得胆战心惊，但是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仁慈有礼，言语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当赐封爵位时，他却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里，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却舍不得给人家，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但不占据关中却定都彭城，又违背义帝的约定，而让自己亲信喜爱的人称王，诸侯们都不服。诸侯看到项王迁徙、驱逐义帝，也都驱逐原来的国君，然后自己在好的地方称王。项王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受摧残毁灭的，天下的人都怨恨他，老百姓不愿归附他，只不过是迫于他的威势和力量罢了。他名义上虽然是霸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说他的强大容易变为弱小。现在大王如果确实能够采取和他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勇敢的人，有什么敌人不能诛灭！把天下的城池封赏给有功的臣子，还有什么人会不心服！率领正义之师，顺从想东归的战士的心意，有什么敌人不能被打败！况且三位秦王原是秦将，率领秦地的子弟兵已经好几年了，被杀死和逃跑的士兵多得无法计算，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向诸侯投降，到达新安以后，项王用欺骗的手段活埋了秦军已经投降的士兵二十多万，只有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得以逃脱。秦地的父老兄弟对这三个人，都恨入骨髓。如今项羽硬借威势让这三个人称王，秦地的百姓没有谁爱戴他的。大王进入武关之后，对百姓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与秦地的百姓立约，只颁布了三条法令。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希望大王能够在秦地当王的。按照诸侯的约定，大王应该在关中做王，对此，关中的百姓都是知道的。大王失掉关中的封爵进入汉中，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遗憾的。如今大王起兵东进，三秦之地只要发布檄文就可平定它。”汉王听了十分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太迟了。他听从了韩信的计策，部署各将领的攻击目标。
八月，汉王起兵东出陈仓，平定了三秦。汉二年，出函谷关，收服了魏地和河南一带，韩王、殷王都投降。于是汉王联合齐国、赵国共同攻打楚国。四月，到达彭城，汉兵战败溃散而回。韩信又收编士兵跟汉王在荣阳相会，在京县、索亭之间打败了楚军，因此楚军始终不能西进。
上面众多例子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人才对于成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什么是人才呢？对这个问题，往往没有一个确定之论，许多人都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来确定人才的标准，最终必然是自误误人。
有了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再结合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言论看，我们认为他对人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在于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达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用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抵牾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3）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材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甄别人材，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材，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材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材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 他们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蓉，号霞轩，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刘蓉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