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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卷烟机每分钟产烟最高不过几百支，而徐天宝的新式卷烟机，理论上如果开足马力，每分钟产烟10000支，每小时产烟600000支，这在当时就是个天文数字。于是中华牌香烟如蝗虫般铺天盖地的涌向市场，一时间，从外蒙古的到广东，从新疆到上海，到处可以看到中华牌香烟。
英美烟草公司再次落败，一些规模较小的中国烟草公司也趁机痛打落水狗，纷纷抢夺英美烟草公司的市场。
但是作为较早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英国人来说，他们深晦一条晚清的潜规则即“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朝廷”，于是屡战屡败的英美烟草公司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公使萨道义向清廷施压，于是这一年的年末，光绪30年（1904年）12月26日清政府外务大臣庆亲王致公使萨道义的备忘录，后世称之为《庆亲王合约》。
《庆亲王合约》中有这样一段话很说明问题：“我部认为香烟系由烟丝制成，但不能用其后者的名字，正如外国布是由棉纱制成的，不能再称其为棉纱一样。外国布所纳税款不同干棉纱，因此，如果声称香烟一定同烟丝同等纳税这样是不公正的……但由于阁下不断来信辩论这一点，坚持要继续按烟丝每百斤交银四钱五分的税率纳税，本部拟不加反对，予以同意。”
于是，英美烟公司生产的各牌卷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可按烟丝抽税，仅值千抽三到值千抽七，而且这些在华制造的卷烟并不是进口洋货，即以“洋货素不完厘”为理由抗缴厘金等税。当时英美烟公司在上海浦东的烟厂有卷烟机80台，每台平均按最少估计日出2箱卷烟计，即每年可出烟6万箱，每箱均价70两，约值银420万两，按值百抽五计，可抽正税银21万两。若按他们要求的按烟丝税则抽收，仅得银20400两，是应得的十分之一。反过来说，英美烟公司所负担的税率不及当时华商的10％。
这个所谓的《庆亲王合约》生效之后，华商烟厂无不纷纷反对，他们据理力争，要求取得一个基本平等的条件。当时以华商烟草企业中最大企业——北洋烟草公司为代表，多次向北洋政府及总税务司等方面陈述其理由，拟仿英美烟公司按照烟丝完税的办法。因为当时华商烟厂所造卷烟的主要原料，烟料、纸料、药料等，一概来自外洋，进口时已经交过值百抽五的税率造成纸烟后再征值百抽五的税，实际上是对华商厂的重复征税，这样既增加了华商卷烟的成本和价格，从市场竞争角度说，仅此。华商厂就很难与英美烟公司在价格上相抗衡。
北洋烟草公司的官方总懂事黄思永得知此事之后，说道，“夫中国；华人之中国也。所完之税，中国之库帑也。朝廷欲保护其本国商人，或准免税，或令从轻，自系固有主权。乃税务司以受雇之外人，出而干涉，从知我国关税操纵在人，遇洋商则保护之，遇华商则摧残之，与各国造成一反比例……关权如果长此授与外人，不设法收回自管，我国工商前途，尚何有振兴之望。烟草尚其小焉者耳，而外人尚不肯一线放松，其居心大可畏也。”
但是，北洋烟草公司毕竟是有官方背景的，由于北洋烟草公司坚持抗争，以及袁世凯等北洋大臣的屡次力争，满清朝廷户、商，外部均表示同意北洋烟草公司享受和英美烟草公司一样的待遇，而被外国人把持的总税务司则坚持不同意。这样的斗争后历经一年时间，终于如愿以偿。
振华机器公司由于技术先进，而且用的都是本国烟草，所以成本本来就低，而其余的华商烟厂，仍困于重税之下。英美烟草公司的预期目的虽然没有全部达成，但是经此一役，全中国能和他们抗争的，也就只有振华机器公司了。
56香烟战争2
面对英美烟草公司咄咄逼人的攻势，徐天宝决定在战略上作出新的调整，“我们要把战火烧到敌人的家门口。”徐天宝在天津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虞洽卿~~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徐天宝手扶栏杆，遥望南方
虞洽卿小名瑞岳，名和德，后字洽卿，并以行，人称阿德哥。镇海龙山镇（今属慈溪市）人。出身贫寒，曾读私塾。15岁赴沪，初为颜料店学徒，工余自修，能英文会话。1895年起，历任德商鲁麟洋行。荷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先后创办宁绍、鸿安及三北轮船公司
徐天宝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1905年了，他刚下轮船就听到上海市民不断议论着虞洽卿如何为国人争光的事情。
原来1904年12月15日，在日俄战争中败北的俄国巡洋舰蒙嘉尔号停泊在上海港，寻求保护。清政府根据中立原则，在收缴其兵械以后，允许其在上海逗留。但这批残兵败将却不改其豺狼本性，继续胡作非为，制造事端。12月15日这天，该舰士兵特兰堤？亚齐夫与同伴在三洋泾桥一带大逛窑子。后来又找了一辆黄包车去南京路外滩，到了地方，两个俄国水兵下车后扬长而去，根本不提钱的事情。
那个车夫恨俄人侵占满洲，俄国人今敌不过日本人，却来上海跋扈，因此不肯罢休，追要车钱。亚齐夫受了日本人的气，正好没处撤，不但拒付车资，反而执斧行凶。亚齐夫惯于舰上做战，如今手中没有刀枪，又在陆地上，因此尽管两个对一个，一时却也占不了车夫的便宜。亚齐夫性起，抓过路旁摊上的一柄斧子迎头劈去，车夫机灵地一躲，避过一劫。但是一名无辜的过路路人宁波人周生有被亚齐夫劈死，。租界内华捕将其抓获，巡捕房却将凶手送到俄驻上海领事馆，俄领事又将他释放回舰。
外国官员如此草管人命，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公愤，掀起了拒俄运动的高潮。俄国银行的钞票被停用，中国人民群众纷纷酝酿成立民命互保会，人人执戈，专为被外人惨害的中国人申冤复仇。们要求一定要严惩凶手，否则就闯进使馆去。虞洽卿知悉后，挺身而出，要求俄使妥善处理此事，否则一切后果由俄方负责。俄国人亦知虞洽卿这人颇有煽动性，况且本来是自己无理，闹大了实无好处，便同意付出一笔恤金，厚葬死者，并向那位车夫及死者家属道歉。至于那两个水兵，俄国租界答应押解回国，严加处理。此事总还算顾全了中国人的面子，虞洽卿才算做罢。后在全国民众的压力之下，清政府与沙俄多次交涉，终于在1905年初把凶手亚齐夫送进了监狱，并判刑8年。
虞洽卿的住所虞公馆是上海海宁路上最大的一座建筑，也是全上海最大的私人住宅之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工，1899年春天竣工，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耗资近百万元，公馆落成后，虞洽卿乔迁新居。整个海宁街上都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数以万计的人前来贺喜。只见一座中西台壁的高大华宅赫然矗立，两扇大门漆黑如墨，镶满锃亮灿烂的铜钉，高墙里面是一溜五间的三进大厅。前一进为中式结构，是二层的石库门楼房；第二进为西洋结构，是三层洋楼，后进为中西混合结构，也是三层，却显得更高。这三进楼房两边，又有各式厢房，大小不下数十间，分别为帐房、轿马房、汽车房和雇工住房等。每一进楼房之间或两边，又设有假山、水池、花园等景点，把整个公馆衬托得云蒸霞蔚，紫气缭绕。然后又配备各色服役。据记载，仅虞公馆雇用的家丁、使女、卫队、司机、秘书、厨师、勤杂工等人员不下一百二十人之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贵家庭。虞洽卿住西式洋楼的二层，三层为他的女儿的绣房。一楼中间三间会客厅，东西两间分别为秘书室和他自己的书房，各设有沙发、写字台、电话等。这里为虞洽卿一切私人生意的遥控中心，一些重要的策划和商业密令，都是从此处传达出去的。会客厅宽大明亮，阳光充足，墙壁上疏雅有致、错落有序地悬挂着王庭坚、祝枝山、唐伯虎等人的真迹字画，为主人平添几分儒雅之气。
周生有事件得到妥当的处置，使得虞洽卿心情不错，他站在书桌前，用一支极品狼嚎蘸饱了墨水，在宣纸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实业救国”。写完之后，虞洽卿把毛笔放在笔架上，他环保双手凝视这四个大字良久，才喃喃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实业救国，实是形势使然。虽然实业救国名誉上合理，但真要实行起来，自也有难处在其中的。虞洽卿早有一抒抱负的心思，只是势单力薄，不便妄动。这倒不是因为资金不多，名望不响，而是手中没有一支保护自己产业的合法力量。所谓合法的保护力量，自是指武装团体而言。虞洽卿想到这一点，还是从租界洋人那里受的启示。因为公共租界区设有一个万国商团，六百余人，人人荷枪实弹，隶属工部局管，是个专门保护外商利益的武装团体。
洋商有此组织，所以有恃无恐，与华商贸易时大施敲诈盘剥之手段。华商一经发现上当吃亏，去与洋商理论，这时万国商团便出面了，华商皆奈何不得。因此虞洽卿欲建一个华人武装团体，虽不求欺压洋商，但至少可以和万国商团抗衡，不再受欺，重要的是，有了这么一个组织在那搁着，用也好，不用也好，足以向洋商示威，利益自然就有了保障。
“哎~~国家贫弱~~”虞洽卿从桌上拿起一包香烟，抽出一支放到嘴里
“老爷~”就在虞洽卿忧国忧民的时候，老管家乔叔出现在门口，说道：“有一个名叫徐天宝的后生在门外求见。”说罢，乔叔上前几步，双手奉上一张拜帖
“徐天宝？没听过~”虞洽卿没有伸手去接
乔叔打开拜帖看了看，说道：“哦，此人自称是热河元宝山振华机器公司的东家，也就是出中华牌卷烟的那家厂子。”
“哦？”虞洽卿下意识地拿起手里的烟盒，那正是一盒20支装的中华牌卷烟，在烟盒底部清清楚楚地印着振华机器公司的名字
“请！”虞洽卿整理一下衣衫，站到了书桌前
须臾，徐天宝便在乔叔的引领下，出现在虞洽卿面前
“商界晚辈徐天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