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嵝筒奖�2门。这样又要加上二十匹马和二十个士兵。
看到这份编制表，徐天宝很是满意，这种配置放到欧洲都完全拿的出手，在亚洲绝对算是武装到了牙齿。
不过杨宇霆接下来报出的一个数字让徐天宝吓了一跳，“按此计算，如果是一个齐装满员的师，每年的消耗就是九十九万八千七百六十二元，这还是按照平日无事驻扎在营地里，往少里算的结果。如果是战时，再算上各类津贴的话~~恐怕在一百八十万左右！”
徐天宝轻轻揉了揉鼻梁，辽宁是东三省里最富庶的省份，一年税收也就五百多万元，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也都在贰佰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不用振华集团的钱来贴补，自己最多也就养五个齐装满员的整编师。
杨宇霆说道：“都督不比心急，咱们可以先整编一到两个主力师，其他各师可以允许有三分之一的缺额。等将来财政上宽裕了，才扩编不迟。”
徐天宝点了点头，说道：“其他都没问题了，只是把神射手连的手枪换成最新款的白朗宁，快慢机太大，他们带着不方便。”
218全是为了范旭东
东北的财政收入有三大块，一是国内税收，有田税、地税、商业税等；二是海关关税；三是铁道京沈铁路和新开通的沈赤铁路的收入。这三部分收入分别由王永江、王树翰、常荫槐三人掌管，其中又以财政部总长王永江最大。
民国元年8月，徐天宝又任命王永江为东三省银行行长，受命整顿辽宁财政金融事宜。王永江上任后立刻确定计划，极力整顿，谤尤丛集，均所不辞。王永江针对辽宁的财政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首先针对财政积欠，提出补救之策。认为辽宁省财政向不甚充，军需政费膨胀，支出之款日益增加，增收有限，财政困于应付，乃借用债款，以助度支。针对内外债积欠危急情形，王提出整理之策惟有从不加重商民、不妨碍政务的收支两方面着手：补救之策诸如整理固有收入，厘定各种税则，严订田赋，考查改定税收比例，实行逾额奖励，增加税局，整顿契税，严催旧日积欠，清理官有财产。凡能直接或间接增进收入者，均应切实施行。
针对财政积弊，提出重纲严法。王永江提议，对不称职的税捐局长尽行撤换，并一改从前县知事与税捐局长虚报、贪污之积弊。提出核定税收额，严肃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对税收超额者，乃优给长征提成。各税捐局均定有比额、年额。征收若干比额以外溢出者为长征，长征之数内提若干成为奖金，局长及员巡俱得下润口由于奖惩分明，从不马虎从事，一时各税捐局均皆努力于长征、溢收，所收税额已是比额的数倍，省库亦因之大盈。
针对入不敷出，提出开源节流。开源方面，一是厘定税目，规范征收。在民国初年税捐收入的基础上，做出预算，划分重点。如统捐包括出产税、豆税、销场税、术植税、茧丝税、粮货税和船税等。正杂各税包括契税、矿税、出井煤税、酒税和酒牌照税、烟税和烟牌照税、渔税、剪税等。从而，改变了过去税目繁多、征收不便、百姓负担过重的积弊，也利于各地规范化征收。
二是清丈土地，广开财源。王永江认为，回亩税赋应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必须清丈土地口应按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生产状况定出实征税额，对贪污、偷漏税者按章严惩口通过清丈，查出过去许多少报和未报的土地，一律核准缴纳田赋。
三是发展实业，广开税源。王永江提出，官有营业一项亦为正当收入之一，所以应竭力提倡创办实业，奖励开矿，鼓励农副业生产，重视商业贸易，发展交通事业，进一步开辟税源。东北大豆、高粱产量过剩，若离粱运往关内汇兑基金，大豆及制品由东三省官银号附属的利达公司出口换汇，将有利于外贸和税收的增加口节流方面，一要淘汰冗员，裁并机关。二要加强公款管理，防止贪污浪费。三要加强地方财政款项监督，严格执行财政法规。
针对私币泛滥，提出整顿金融。鉴于旧奉省银行纸币已失流通之力，私帖有充塞之虞，王永江提出应改革币制，取消小洋纸币及各县纸帖，推行东北币，不再使用银元。辽宁省财政部给辽宁总商会发出训令：限以辽宁省东北币收回已发之小洋票、银元，将收回票登入账簿，于每月底由省财政厅、总商会派员择地销毁。辽宁省财政厅制定《收回各县私帖章程》7条，限至民国2年8月底前，分五批收清。若有提前者，可予奖励。王永江的财政兴革整顿措施得到徐天宝的支持，执行坚决，收到一定的效果。
在海关关税方面，辛丑条约规定，各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关税也划归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务司管理，但是徐天宝根本不管这套，直接在东北沈阳设立东北海关总署，在各大通商口岸设立分署，职员全部由中国人和南洋华侨出任，其中尤以南洋华侨为主。因为，他们长期和洋商打交道，又长期从事跨国贸易，对关税这一块比较熟悉。
至于铁路收入方面，原本京沈铁路的收入是要用来归还庚子赔款的，但是自打徐天宝夺取山海关之后，这部分收入直接进入了东北大都督府的财政账户，一分钱也不对发。弄得英国人每过一个月就要来抗议一次。最近才开通的沈赤铁路，完全由中国人出资并设计建造，所得收入更加不会有一分钱外流。
最后是盐税，也是东北财政收入的大头，本来同样是用来偿还庚子赔款的，结果同样被徐天宝截留。同时，王永江、王树翰也参照徐天宝的意思，制定了《东北盐税管理办法》。规定盐税的征收以“从量核定﹐就场征收﹐税不重征”为总则。
从量核定的意思是盐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以吨为单位分别不同产区﹑盐种和用途确定差别税额；就场征收﹐实行源泉课征﹐一般在盐的销售出场（厂）环节或在盐产区的运销﹑公收单位分配销售环节征收﹐以保证盐税地区差别税额的执行；税不重征﹐盐从生产到消费﹐不论其间经过多少加工﹑流转环节﹐只在规定环节征一道税﹐严格实行一次课征制度﹐纳税人用已税原盐加工﹑精制后销售的盐﹐不再缴纳盐税。
同时，《东北盐税管理办法》还规定酸碱工业、制革工业、肥皂工业、饲料工业、渔业用盐，可以减免税。
当然，规范盐税管理，是东北财政整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东北盐税管理办法》的最后一条规定，则是徐天宝为了一个人而专门设定的。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
范旭东是湖南湘阴县人，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范旭东在兄长帮助下，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1911年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腐败，两个月后辞去了工作。
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但是洋人秘技自珍，范旭东的考察又处处碰壁。
一次，范旭东来到号称“世界碱工”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傲慢的主人竟摆出一副嘲弄的姿态，把他引进了锅炉房，目中无人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参观锅炉房吧！”范旭东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对大海起誓，一定要兴办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强烈的事业心，使他在旅途上就钻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赶写建厂计划，设计制盐方案，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可是，范旭东没有想到，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范源濂已经辞职，财政部和盐务机关的首脑也换了人，范旭东的考察报告和办厂方案呈报上去就没了消息。失望之余，范旭东没有泄气，他更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决心自己来
筹备资金办厂，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争气！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公职，放弃了生活上的优厚待遇，离开了政治中心北京，开始走自己的路。
这时候，一直让黑皮不断扫描检索资料，为自己搜索人才的徐天宝果断地向处在人生事业低谷中的范旭东伸出了橄榄枝。
徐天宝邀请范旭东和他的夫人许馥一起来沈阳参观。这时的沈阳正在进行新城市建设，原本低洼的道路被填平，并铺上水泥。路边有了路灯，城内居民七成通了电灯，八成通了自来水。大街上有交警站在四岔路口用小旗子指挥交通，有巡警用警惕的目光到处巡逻，看到谁乱倒垃圾，乱泼污水或者随地便溺就上前喝止。
新沈阳给范旭东夫妇的第一印象就十分美好，于是，范旭东站在徐天宝的奔驰汽车里就开始侃侃而谈。
“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眼下中国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我范某人虽然不才，也懂得盐不仅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且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
范旭东的夫人也笑着说道：“我先生看到外国的洁白晶莹的食盐遍布中国市场，而国产的食盐有害物质含量很高，有害于食用者的健康，无法与外国盐竞争，真是痛心疾首。所以他才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要利用祖国丰富的海洋资源，提炼出精美的食盐来。”
徐天宝笑道：“中国要是多几个象范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象要重新利于世界强国之列，就会少走很多弯路！范先生，只要我徐某人帮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