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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板那么着急地去亲自体会刮痧，不要连夜就去告诉蒋雯丽，不要让梁家辉成功地从窗口爬进家里，不要最后画蛇添足地爱国对白……将这一切做得再生活化而不是戏剧化、再自然含蓄和不尽如人意一些，也许会更真实深刻，也更具文化和情感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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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与搜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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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引述过的一句谚语现在已经被人转引滥了，这句谚语是：“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们把这句话作为对故作深沉、煞有介事者的一种回敬。结果，它成了解构和“大话”一切装腔作势的伪正确者、伪思想者的武器。
有趣的是，散布这句谚语的米兰·昆德拉恰是一个以思想深刻著称的大作家，以他引用过的话来回敬那些“思想者”就形成颇具特色的反讽效果。正如真理是最朴素的一样，真正的思想家也不该是一脑门官司的沉重。很多年后，我们从王小波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的最大的高明是不貌似深刻，最大的深刻是绝不装糊涂，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王小波留给人们最有价值的启迪是用常识说话。从基本的常识出发，从最浅显的视角切入，王小波判断一本书或一部影片的好坏也非常实际：看它是不是有趣。
在中国影坛，冯小刚是个异类，他给衰败的国产电影带来匪夷所思的高票房，也提供了最广泛的雅俗共赏的范例，给缺少娱乐的中国观众提供了自娱自乐的新视角。对他电影的最好评价就是：有趣。冯小刚说，电影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可以拿来研究的，对人性有新的认识价值的；一类是有娱乐价值的。“并不是说有认识价值的电影排斥娱乐性，它也需要有好的包装；有娱乐性的电影里也不能说就没有认识价值，但它们是两个方向，要看你的脚踩在哪个方向上。”冯小刚很明确，他是坚定地踩在娱乐方向，而力争使电影在娱乐之余，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到《一声叹息》和《大腕》，他都在实践着自己的艺术追求，这种追求的结果就是让观众在有趣中“龙颜大悦”并有所感悟。
在《大腕》里，充满了对当今金钱世界、商业社会中的各种广告的无孔不入的解构与嘲讽，比如，关于“金鸡奖”成了“金鸟奖”、“可口可乐”成了“可笑可乐”，“超强纠错”成了“超强盗版”的代名词等等，他的解构与嘲讽无所谓恶意与善意，让人忍俊不禁又欲罢不能。因为不论如何的嬉笑怒骂，如何“一点正经没有”都直指着我们当前社会的本质真实。最有趣的是对著名的“搜狐网站”的调侃，在影片里，一个十分娘娘腔的人在煞有介事地吹嘘他们的“搜狗网站”，问他们和“搜狐网站”是不是一回事，他断然否认说：“他们搜他们的，我们搜我们的！”
不错，你搜狐我就搜狗，“他们搜他们的，我们搜我们的！”各有各的对象，各有各的属性，各有各的歪门邪道。我们称它为“与时俱进”的“生存手段”，谁让我们生活在无处不在的商业社会的大时代呢！不管搜狐还是搜狗，各自为战，有趣就行，有趣就能获得更高的点击率，有趣就能得到最佳的观赏效果，先有趣才能有所看有所思。把一个大人物的葬礼当做一个喜剧和游戏去操作，其中的幽默自然是世界性的。冯小刚的了不起是他拍的电影几乎都是举重若轻，在社会批判和讽刺效果上，《大腕》以更轻松有趣的手段超越了他自己。这让我想到卡尔维诺很推崇的一种文学境界：轻逸。
《大腕》正在全国大热时，冯小刚扬言，如果要拍续集，他建议把葬礼中的广告大战改换一个场景，换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我想，若真如此，对这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名利场进行解构和“大话”肯定十分“有戏”，是最接近现实的“搜狐与搜狗”。
还是说到那句谚语，“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不去思考，上帝照样要发笑！
思考当然不只是一种表情，完全不假思索的事情也是不存在的。你从嘻嘻哈哈的搞笑中所学习到的东西，一点不比正襟危坐的研究里所学的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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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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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在《寻找格林先生》的开头，引用了一句话：“凡你应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这句话取自《圣经》的“传道书”，跟下来的话是：“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贝娄没有引用后面的话，我想他是不愿将结果表明，“做事”的过程当然是寻找结果的过程。《寻找格林先生》中的主人公最终也没找到格林先生，在犹豫和无奈下他将本该交给格林先生的救济支票塞到了一个醉酒女人的手里，最后，他有点自嘲和自慰地说：“毕竟，他是可以找到的！”
看到姜文在《寻枪》结尾灵魂出窍似的灿烂笑容，我想到《寻找格林先生》最后的自嘲与自慰，当然，两者的故事和主题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其中所诠释的深意还是有共同点的。
《寻枪》对悬疑的破解是很冒险的，它与希区柯克的悬疑不同，希氏的寻找是让观众处在全知的地位，凶手的每一个举动都只是向“好人”逐渐暴露的过程，所有的细节都是在给凶手增加犯罪的根据。而《寻枪》却是让观众和片中的主人公完全一样，谁也不知枪在哪里、谁是凶手，这就在观众的心中构成了强烈的期待。一旦凶手暴露，就必须既出人意料又完全在情理之中。《寻枪》最后悬疑大白，杀人凶手竟是卖羊肉粉的小贩，尽管有必要的铺垫，也有直接的道白表明杀人的动机，但看到这里，我还是觉得很遗憾，作品的张力一下被削弱了。在采访姜文时我曾就这个问题求证，方知当初凶手的设置并非如此，但凶手设置最是敏感，主创人员为此勉为其难，谁是凶手都不好通过，最后只好让最底层的小人物去充当。整个影片拍摄中，主创者要修改剧本一个字都要得到上边批准。导演陆川和主演姜文都在访谈中谈到，他们不想回避，不想去走地下电影的路子，他们寻求一种互相谅解、理解、共同接受的可能。事实上他们的确做到了，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讲到这点，我丝毫不想去批评和抱怨陆川和姜文，相反，对他们在寻找中必要的妥协表示理解。
和寻找相近的词语是探询、搜索，在试探了众多的路径而难以走通之后，陆川和姜文找到了现在的路，虽然不是最好，但总算是可以走的，想让路变得更宽阔的方法就是不断地走。“寻枪”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寻找一条路。
思考寻找的意义，不禁想到我们的邻国伊朗。这个国家的电影和电影人杰出得有些匪夷所思，他们是在几乎雷同的极其有限的题材中去结构影片，竟能制作出缤纷灿烂的作品。几乎看他们的每一部影片我都有深深的感动，我注意到，在他们感人的作品中常常有和寻找有关的话题，实质上，他们是以极小的角度，极其简约的故事不断寻找人性中的善与真。因为这种关乎人本质意义上的最高寻求，而激起了全世界人的关注、共鸣和深深的感动。近些年，伊朗在国际影坛大放光彩的电影几乎都是关于寻找的小制作，比如《樱桃的滋味》、《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后父》、《小鞋子》和最近的《坎大哈》等等。伊朗众多杰出的电影人不仅深刻地诠释了寻找的意义，更成功地寻找到了立足本土拍出电影杰作的途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人因丢失与匮乏而去寻找，当年顾城、北岛、舒婷们的影响其实正是寻找的影响。由此观之，《寻枪》的意义不只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好看的电影，也不只是唤起了我们心灵的追问，它成功的经验和难以避免的遗憾都在提示我们，在寻找的路上如何学会妥协，并在妥协中怎样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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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微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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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的微笑》剧照
20世纪的80年代，有一首名叫《龙的传人》的歌曲曾风靡中国。据说，歌词中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凝聚了所有华人的心。稍后，有学者对此歌词提出质疑，认为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之嫌。但因曲调上口，且有“振兴中华”之功效，很少有人再去深究。但若从更广泛的角度观察，歌曲的内容却有些匪夷所思。试想，这类歌词如果让西方列强以雄赳赳、气昂昂的进行曲速度唱出来“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永永远远是上帝的传人”，中国人肯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产生“新纳粹”要卷土重来“亡我之心不死”的警觉。
民族性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让自己见红的同时也往往让他人见红。对某种宗教或国家的极端忠诚也意味着对他种宗教或国家的背叛。在人类的普遍情感中总有一些追求是共通的或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对平等、自由、博爱等等。现在我想说的是关于爱情的忠贞，这是可以跨越国界、种族、时空和语言的宝贵情感，令人回肠荡气，刻骨铭心。中国和奥地利合拍的影片《芬妮的微笑》无疑是想讴歌这种宝贵情感。
该片取材于真人真事，瓦格纳夫人18岁时追随丈夫来到中国，与她的祖国奥地利阔别长达67年之久。为了一种深挚的爱，她舍弃了祖国，舍弃了舒适富裕的生活，在贫穷落后的中国饱经战乱、饥荒和各种运动之苦，但却无怨无悔地扎根在中国。这当然是一个关于爱情与忠贞的感人故事，由此而拍成的影片也不乏煽情亮点。但这种题材的火候很难把握，搞不好就是一柄“双刃剑”，即沦入“老外热爱中国”的俗套。老外热爱中国没错，但如果非要以舍弃自己的祖国、家人等为高昂代价，那么，他或她的热爱就要承受对另一方的背叛之名。《芬妮的微笑》的主旨当然是想超越，似乎欲以爱情至上，因此，起初的剧本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