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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是否港台翻译的《猫鼠游戏》和《逍遥法外》，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部影片早已在港台上映，海内外媒体也早就炒得沸沸扬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样一部影迷和观众都耳熟能详的片名，我们要上映却偏偏改成既不传神也不易记的《我知道你是谁》。据说，有关人士定了此名后又忽然有些后悔，因为即使是直译《有本事来抓我》也比现在的名字吸引人，但迫于当时译制工作已结束，片名难以更改，只好硬充着上市了。其实，对中影译名的不满早就见怪不惊了，现正在全国上映的大片《当树枝折断时》，多被误以为是一部亲情文艺片，而这部原名为《第七只断手》的影片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惊险悬疑片。前年火爆全球的歌舞大片《红磨坊》，引进后被武断地改为《梦断花都》，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觉得一头雾水，广东的不少影迷甚至以为是一部表现广州地区花都市的国产片。早有专业人士指出，《红磨坊》在世界各地公映已久并具广泛影响，尤其在华人地区已有现成译名，改成《梦断花都》是对已有片名这一无形资产的极大浪费，既严重阻碍了影片的发行又留下了弄巧成拙的诟病。与《梦断花都》同样可笑的译名还有，前年被海内外媒体广译为《兵临城下》的欧洲投资最大的战争影片，引进后却被确定为《决战中的较量》，既不准确又不上口，还误导观众，害得不少人错以为是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纪录片。
作家董桥在谈到翻译时曾有精彩论述，他说：“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我们当前的电影译名当然还没有糟糕到“亵渎”的程度，但与“信、达、雅”的境界还有不少距离，董桥的话值得所有搞电影翻译的人自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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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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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直是我们赞颂的情怀，而生活的现实是，并不因你是“暮年”的“烈士”而对你有所垂顾与偏爱，不管你有多大的名头，仅有壮心是远远不够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我们现实的周围，因一失足而坏了“一世英名”而成“千古恨”的老英雄不乏其例。
著名老导演谢晋的新片《女足九号》，让我们不无伤感地再次领略了一回“英雄末路”的悲哀。这部号称献给“三八”妇女节的电影已经亮相了，在片子公映之前，谢导曾在各种场合表示，终于了却了自己对贺龙元帅的一桩夙愿。四十年前，当谢晋成功地导演了《女篮五号》时，得到贺龙的称赞，据说当时主管体育的贺老总热切希望谢晋能再拍一部反映中国足球的影片。
我们无法确知，贺老总当时的真实意图，但他的一番话成了谢晋萦怀的心事。作为一代大导演，他当然清楚，电影是一门十分复杂的综合艺术，不是一个念头就能敷衍而成的，何况中国足球运动乏善可陈。几十年斗转星移，中国男足始终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而中国女足竟异军突起，屡次叱咤绿茵场，在世界杯赛上勇夺亚军，这让谢导激动不已，再次重燃创作欲望。然而，今天已不是四十年前，谢导也不是当年的谢导，剧本的先天缺陷难以克服，拍片资金捉襟见肘，77岁的老英雄却偏不信邪、不服老，事必躬亲，要以女足的悲壮拍出影片的悲壮。
遗憾的是，悲壮的英雄情结并不能保证拍出悲壮的电影。市场无情，艺术规律无情，观众没能认可这部思想观念缺乏新意、拍摄方法陈旧老套，人物情节单薄的作品。当我硬着头皮看罢影片，走出影院，心里十分酸楚，不是为影片的内容，而是为具有“一世英名”的谢导的英雄末路。
《女足九号》的缘起根本就是一种“意气用事”。在缺乏鲜活的形象和生动的故事的基础上闭门造车，剧本就犹如一锅夹生饭，编剧在半年间虽经八次修改，仍难改变“没戏”的困境，谢晋对剧本没有突破性进展也一直不满和忧虑。曾饱受“主题先行”之害的老英雄竟也不能免“紧跟形势”之俗，为向“奥运会”献礼，在剧本尚不成熟时便匆匆开机，边拍边改，落得个遗憾重重、费力不讨好。
谢导曾鼓励编剧说：“你们写出八十分的剧本，我就能拍出九十分的电影。”这话以他老人家的功力没人不信，但想当年他的过关斩将之作哪个不是有极好的剧本基础，《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都是改编自获过全国大奖的小说，《鸦片战争》由几位全国一流编剧联手加盟，且还改了十稿才开机。一剧之本是好电影的基础，谢导应最清楚，怎能在剧本尚不及格时就草率上马呢？当然，《女足九号》的问题不只是剧本，还有演绎观念、拍摄手法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而最大的症结是激情、概念与艺术科学的关系错位。
谢导说，他为这部片子准备了近三十年，我们相信他的真诚，但这与其说是准备，不如说是精神负担、任务情结。当年贺龙元帅对《女篮五号》的称赞与对他新作的期望，使他从此情系不下，直近耄耋更觉紧迫，中国女足的世界扬威使他看到了还愿的契机。
谢导在烈士暮年时“壮怀激烈”地再拍《女足九号》，这使我想到了另一位戏剧大师的相似命运。也是20世纪50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曾建议曹禺写一出王昭君的戏。与谢晋一样，曹禺老从此心系昭君，经过了各种“运动”以及“十年浩劫”的凄风苦雨，凡三十余年，终于熬出了话剧《王昭君》。该戏的剧本最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当时曾作为重要文化新闻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出于对曾写出《雷雨》、《日出》、《北京人》等话剧杰作的曹禺大师的信任，我曾多方找人买到剧本，但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与他曾写出的众多剧作相比，这部话剧的拙劣简直如同一部冒名顶替的伪作。后来，我最崇敬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其搬上舞台，尽管表演者均是话剧界的大腕，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谁也改变不了剧本本身的人物干瘪、主题先行、图解概念的缺陷，这样一个《王昭君》，广大观众也无法认同和买账，它成为“英雄一世”的戏剧大师曹禺的终身憾事。
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违反规律与科学，试图以意气和激情的概念去代替鲜活的形象，即使是大师也难保一世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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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满意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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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渴望》以降的创作历史已经证明，郑晓龙是努力迎合大众趣味的高手，他煽情的才气与聪明使张艺谋、陈凯歌们无法望其项背。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看了《刮痧》而不动情是难以想像的，在赚取观众眼泪方面，郑晓龙堪称导演楷模。
《刮痧》的灵感来自于新闻事件，聪明的郑导发现了故事本身蕴涵的极其丰富的文化含量，比如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文化的冲撞、文化的沟通以及文化的理解问题，按理说，提出已经很有价值，叙述出来便已成功了一半。但郑晓龙太依赖于自己媚俗的创作经验，剧本几易其稿，编剧不断加人，留学编辑加大陆作家，再加香港和美国好莱坞各一资深编剧，郑导本意无疑是为了使剧本准确完美，但寻求完美的结果必然是走向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媚俗化，结果不幸地沦入中国式的文化赞美加好莱坞的叙事模式和双方共同接受的大团圆的俗套，一个充满沉重文化含量的好故事就这样被媚俗消解了。
《刮痧》的编剧之一王小平女士透露，电影本来拍了两个结尾，另外一个没用上的是悲剧性结尾，许大同爬到窗前却最终没能被美国老板拉进屋，而失手从楼上摔下来，银幕变黑，传来简宁在教儿子学话的对白。不难看出这样的结尾要比大团圆的俗套具有震撼力，也能更真实地表现不同文化通融的艰巨和对理解的渴望。但创作者们要迎合中国百姓喜好大团圆的心理，要考虑影片审查的顺利过关，更要考虑一部具有悲情色彩的电影是否有票房，为把握大众的认同甚至在美国华人圈里进行民意测验，可谓煞费苦心。要照顾和赢得满意的对象太多，结果是只好违心地去媚俗：中国人特有的感人亲情和坚忍精神、东西文明的理解融通、观众渴望看到的大团圆……一样不少，真是八面玲珑、皆大欢喜。果然，审查的官员们高抬贵手，广大观众潸然泪下，不论喜欢悲剧还是喜欢喜剧的似乎都找到了自己想看到的结局。这是一个让方方面面满意的圆满文本，它也许不是影片终极目的，却是导演“渴望”看到的效果，从此意义上说，郑晓龙这个“刮痧”者凯旋而归。
其实，问题根本没有解决，那回到祖国远离儿孙的孤单老父亲，还要注定饱受另一种“刮痧”，被西方文明高傲地拒绝也被名叫“大同”的儿子无奈地隔断。“大同”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至少目前无法实现，但导演却要给观众注射好莱坞式大团圆麻醉剂，要强加给我们一个世界真的要“大同”的虚假幻象。
但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结果也是危险的。于是，在挥洒了一番清泪后，我们走出影院，发现刚刚萌发的一点文化沉思已经烟消云散了，所有感人的细节也迅速淡漠。我们不无悲哀地意识到，本准备去吃一顿东西合璧的丰盛大餐，却被狡猾的厨师以简单的麦当劳打发了事。
本来，大餐没吃上麦当劳也可以勉强充饥。问题是厨师不是别人是大名鼎鼎郑晓龙，是影视大餐的烹调高手，观众对其有着更高的期待，自然就有了些许被糊弄的不满。不少没吃好的观众就纷纷提出新的食谱，我也不无遗憾地想，如果淡化一些戏剧性，不要让美国老板那么着急地去亲自体会刮痧，不要连夜就去告诉蒋雯丽，不要让梁家辉成功地从窗口爬进家里，不要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