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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增值。”他们不仅一再声明私人财产权之重要，而且财产权还要“有效率”（effi－cient）。即是行使起来费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处被留难，到处被阻滞而增加额外费用。
这样一个条件如何能够成为事实？光是立法详尽还不够。因为一项法律行得通，必有“社会上之强迫力量”（social…pulsion）为之作张本。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够而且愿意照立法的条文行事。其条文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国人常说合乎情理）。所以法官若开庭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发出传票，贴封条，强制执行，才没有困难。倘使立法与社会情形及人民向背全部相违，理想与现实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产生距离，一般民众读其条文有如念外国文，则行不通（inoperative）。如英国剑桥的街道依中世纪的规模，既窄狭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车只能每小时15英里。纵有一位维新的市政专家，要在街头竖立一种时速70英里的限制，吾人可谓之自欺欺人。反过来说，要在美国高速公路上树立一个时速15英里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领，也确实的掌握着了警察权，亦不见得能将如此不顾客观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这与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组成有何相干？
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隐约指出社会的下层机构里有各种经济因素，已到达了一个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程度，因之这样的一个国家才能全部用数字管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国家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境界。这一方面有如两位作家所说，是私人资本能继续不断增集，从另方面说来，其所以如此，不仅法律之条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习惯也已接受这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此种情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迄未发生。分析内中原委，属于本书结论之范围。现在我们开卷时即要说明，这种“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之原则，历来不为中国法制所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释的《四书》，是为以后各朝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时曾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一篇公告。内中提及“照对礼经，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表面看来，此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俗之淳厚”。但骨子里即暴露了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我们再看明末模范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审问民事案件的方针：“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两人之间相去约400年，彼此都不顾及内在的公平（intrinsicjustice）。亦即在官僚面前，原告与被告本来在人身上的不平等，因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及道德品质而互有上下。官僚重要的是保存这梯级的社会价值，而可忽视诉讼之性质及提出诉讼之动机。换言之，法庭审案原不是为民服务，可以置案情的经济性格于不顾，而只着意保全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朱熹与海瑞同为传统的好官，可见得他们看来离奇的态度，出于一种千百年以来已成为风俗的思想与信仰，不是单纯的司法问题。
归根结底，西方的封建社会，下端缘始于部落组织，法治（jurisprudence）之传统注重实事之需要，在细微末节之中造成成例，积之而为传统私人财产权自始即受重视。中国则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救灾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构成庞大的官僚组织，注重意识形态的一致，各种职掌也强调其一般性，成员才能互相对调。而下层组织又历来由官厅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长制（邻、里、党）、北宋时之保甲。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税，历来各朝代都有“均田”办法，造成大数量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之基础。政府不顾坐视财富之集中，遂致生产单位分割至小，税收杂碎零星，如此一来，小民固然请不起律师，官僚组织也无力创制复杂之法制理论。所以中国社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由来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塞低层社会里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因为只有最原始型的交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繁复的契约关系，即无社会之保证）。这和诺兹及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直是南辕北辙。
有了以上历史之背景，我们再回头提出这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就不难解释了。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即是西欧的国家亦要通过一段艰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见第四章）。亚当·斯密曾谓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的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的系统。他接着又说，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此即资本主义，因为别无他物符合其所形容。克拉克指出，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概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发明的办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新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视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亦可当作在它羽翼下，这种新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无所不包，牵连甚广，诚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创造新时代的气魄（他们未直接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但提到“资本家时代”已是异途同归）。我们再问：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其答复则是“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到鸦片战争战败后她仍不愿放弃中国本位。此种观点要到康梁百日维新之后才有剧烈更变。所以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谓韩子至淮南王时代为“子学时化”。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其间约2000年，则全为“经学时代”。
三种学派之令人失望
中国在20世纪亟须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重新彻底改造，已不待争辩。这当中也需要使整个组织进入数目字的管理。
这问题无疑的牵涉到资本主义。抗日战争展开前夕，日本由广田弘毅提出中国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为经济提携，二为共同防共，三为承认满洲国。前两个条件是要求中国生存于日本资本主义呼吸之下。其实日本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满洲国的目的也在掌握大陆之资源，因此所谓广田三原则全有浓重之经济意义。而强邻压境逼入堂奥，即幸有国际正义的支持，亦无法拯救中国于极端危窘的境界。其症结仍在中国农业社会的架构不能与新型商业社会的组织相抗衡，不仅军备与后勤瞠乎其后，人事组织亦捉襟见肘。仓卒之间动员一个军令统一为数几百万的大军，和强敌作战数年，不仅为中国历史之空前未有，而且官方与民间至少尚需准备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面对这种状况。总而言之，中国下层各种经济因素尚未造成一种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情势。所以征兵筹饷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则不能脱离垄断、包办、奉承、哄骗各种旧社会恶习（因为过去经理问题简单，只较注重妥协迁就，并未向全民交代，社会之结构如是，无法突然改向）。最下层的数字既不能复实，中上层之经理亦受影响，所谓各种黑暗与腐败，并非全系道德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存在。
今日中国趋向现代化，必须彻底解决此根本技术问题。前段已经提及陶蒲所谓研究资本主义的三种学派。此时我们若根据刻下中国之需要，再度在三种学说中寻觅可资引用之处，则只有更感到失望。
马克思对中国之出路并无具体指示，《共产党宣言》内提及中国市场之开放，为促进欧洲资本家时代来临的条件之一。《资本论》三卷之中，提及中国10次，可是每一次都以欧美为主体，无一次以中国为讨论之对象。而且内中7次是将中国与印度并列，即针对殖民地性格的市场而言。不仅如此，陶蒲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的专书洋洋400多页，也仅提到中国3次，前后只是表彰中国次殖民地的地位。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徘徊于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之外，应当如何决策？马克思始终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韦伯所著《中国之宗教》包括广泛，书名如是，其内容亦涉及法律、税收、货币、乡村组织等。可是作者每次都将具体事物概括成抽象的观念和心理状态。读者如果仔细揣摩其结论，则可看出作者认为中国之儒家因为有对传统道德的许托，已参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工作，所以虽是个人，其人格已带有集体性格，所以不像现代的西方人，用不着罪愆（sin）观念，并将“获救”这一观念惹起的紧张性降低，换言之，因其修养上不会“心猿意马”，而到了一种“知足常乐”的境界。清教徒则以为个人对“超世俗之神”各有义务，必须照神之安排，不断的在伦理的纪律下尽力将所被支配的工作做好，使神之光荣现实化。这种义务超过人世间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