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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珍妃，既是做给光绪皇帝看的，也是做给翁同龢等大臣看的，正所谓“杀鸡儆猴”！李莲英得令，心领神会，马上命太监上前狠狠地打，可怜如花似玉的珍妃，屁股刚被杖打二十，现在又被“啪啪”掌嘴三十，嘴角流血，昏了过去。
慈禧还不让人把她抬下去找太医。光绪皇帝眼睁睁看到心爱的女人转眼间被打得血肉模糊，愤恨地流下眼泪，面如死灰，取下头上的黄龙帽，真准备不干了，无所顾忌地说：“亲爸爸，孩儿不孝！您要是有气，就撒在孩儿身上吧！！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不维新变法，朕何以面目去九泉下见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
光绪皇帝这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声泪俱下，慈禧这时毕竟已经是昭告天下退休了的，这时候还没有废黜光绪、另立新君的打算，于是心软了。光绪皇帝背后的臣子们也很会演戏，有的也痛哭流涕，恳求慈禧给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机会，慈禧这才松了口，退让了一步，让荣禄推荐一位年轻有为、思想开明的大臣担任军机章京，辅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荣禄便推荐了林旭。
慈禧太后还不放心，后来让张之洞也推荐维新的人才，张之洞便推荐了杨锐和刘光第。顺便说一句，现在许多人误认为历史上“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的人。其实是并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
不久，光绪皇帝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任命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四品卿衔，参预新政。
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后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向光绪帝推荐了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谭嗣同也准备离开山东，进京面圣。梁启超此时也接到康有为的来信，让他去京城帮忙。
谭嗣同和梁启超向李经述辞行，李经述心急如焚，他知道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此去凶险，便想想办法留住他们！
第114章康有为的政变
李经述和康有为一接触，就知道所谓的康圣人，只是徒有虚名。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异端邪说，光绪皇帝会糊涂一时，不可能糊涂一世，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中国的改革，若让熟悉官场的政治大佬李鸿章或张之洞，甚至是荣禄来做旗手，都比康有为要强一百倍。因为康有为只不过是一个四品官，他做维新变法的旗手，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有为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会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李经述跟谭嗣同谈过变法，谭嗣同的变法更激进，迟早一天是连皇帝的脑袋也要砍的，因为他赞美法国大革命，“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所以，李经述是十分不放心让谭嗣同去京城的，还有梁启超，此时也一样患了政治幼稚病。要拦住他们去京城，李经述想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只要拖上一两个月，等他们再到京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估计就结束了。
恰好在此时，李经述得到消息，张之洞也奉召入京，但也没去成。原来，按照慈禧太后的打算，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要调任中央协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
维新变法开始前，光绪皇帝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了一道“电旨”，也就是电报发送的圣旨，就传到了武昌：“奉旨：张之洞着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着谭继洵兼署。钦此。”
光绪皇帝是一个新潮的皇帝，对新生事物接受比较快，晚清还是比较开放的，在同治九年（1870年）电报就传入了中国清政府开始使用电报的时间是在光绪五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海口炮台之间架设电线，试通电报，这是中国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为提高政务效率，光绪十年中国完成全国主要线路的铺设。当时为了传输汉字，当时电报编码，主要是用数字作为笔画的代号输入汉字。比如6511是“军”，2894是“机”，5710是“处”。后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嗣后明降谕旨，均著由电报局。”总理衙门规定，凡因紧急，公事皇帝下达谕旨或督抚上奏都可使用电报。
张之洞看到光绪皇帝这道圣旨，刚开始欣喜若狂。因为奉诏入京，并且被安排了继任人，但凡对官场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信号的含义，不是被“双规”，就是将被提拔。而政绩卓异、如日中天的张之洞，显然是正出于上升通道，去京城任职，这当然是张之洞梦寐以求的机会。从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至1893年，张之洞已经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干了12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谁不期望着能入军机、进中央呢？督抚虽然起居八座、尊贵无比，但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而帝辇之下，虽然可能伴君如伴虎，毕竟那是跻身位极人臣，张之洞当年出京城锻炼，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回到京城。
不过，对于辅佐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维新变法，张之洞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感觉到了这或许不是机会，而只是一次“危机”而已！
在张之洞接到入京“电旨”后的第二天，他急电杨锐，打听为什么要他进京：“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朝廷有何议？”。张之洞要求杨锐回电时务必加“急”字，以便及时沟通，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他拖着不肯进京，致电总理衙门，表示手头工作多，总要“大约十数日”后才能动身，“既有垂询时间，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
不久，光绪皇帝再度来电旨：“前谕该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钦此。”
张之洞不敢怠慢，一边立即动身，一边临时抱佛脚，向正在俄罗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驻德公使许景澄讨教国际局势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故。在经过南京时，张之洞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了密谈，后来，张之洞终于抵达上海，准备在此换海轮北上。
这时候，杨锐的电报给张之洞回了电报，详细汇报了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冲突，张之洞觉得这趟浑水太深了，自己不宜去京城，但又不能不奉旨，于是就命人导演了一出大戏。
不久，张之洞的后院起火了，湖北沙市出事了。一位湖南籍的面馆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门前随地小便，与招商局更夫发生冲突，被更夫用扁担打伤，激起湘人愤怒，次日，集体赶到洋关验货厂门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拦。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扦手坐船同时放火，并阻水龙不许往救。这其实只是一起本该归城管处理的卫生事件，却因为掺杂了湘鄂两省人的地域冲突，及民间对国企、洋人的不满，扩大了，根据江海关沙市税务司、英国人牛曼的报告，财产损失应该高达10万两，史称“火烧洋码头”事件。
荆州将军祥亨的报急电报就飞到了京城。驻英公使裕庚也发来电报：“英因沙市领事馆案，派兵船两只来华。”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只好电令刚到上海的张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
李经述心想张之洞这老狐狸不惜放火都不去京城，这次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估计会比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更加短命，于是，命朱红灯带人在山东大学堂正在建的饭堂放了一把大火。虽然这次大火没有照成人员伤亡，但李经述认定这把火是拳匪所放，让谭嗣同一定先查个水落石出，是不是拳匪死灰复燃，谭嗣同也觉得此事不难，做事有始有终，李经述还派人去湖南接谭嗣同的家人，让他们一起进京。因为此事涉及到山东大学堂，李经述便让梁启超先协助调查了，查明了事情再去帮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便没有立即去京城。
果然不出李经述所料，康有为对夺取朝廷权力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定宪法，开议院”这个曾长期被当作维新主要举措，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康有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还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康有为这种半桶水的论点，让起初支持他办法的维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经述等维新人士对他群起攻击。
康有为便在《国闻报》上刊文《答人论议院书》解释，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