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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带回的这三艘战舰，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远洋蒸汽铁甲战舰，其中两艘排水量七千吨级别的，这吨位在当时的亚洲远洋军舰中，绝对排第一名，并且配备305毫米口径的巨炮，适宜远攻；不仅有鱼雷，还顺带送了两艘鱼雷艇，适宜暗攻；舰船上还配备了五管的速射炮，一分钟发六十发炮弹，适宜近战。这三艘铁甲军舰的装备简直酷毙了，适合全天候多层次作战，当时要是直接开去东京港灭小日本，根本就不用开外挂或金手指。李鸿章早就发电报给负责采购军舰的李凤苞，亲自赐名这三艘蒸汽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与“济远号”。
那天风和日丽，李鸿章在岸边，望着“定远号”这三艘远洋铁甲战舰乘风破浪，如履平地。
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号”的甲板上，桅杆上的黄底五爪青龙旗迎风飘扬，他向下一挥令旗，数百北洋海军将士唱起了嘹亮的军歌：“宝祚延庥万国欢，景星拱极五云端。海波澄碧春辉丽，旌节花间集凤鸾。”
李经述听到这整齐嘹亮的军歌，心想原来北洋海军并非历史教科书上说的那样*无能，这短短四句二十八字，就是晚清时期的北洋海军将士们传唱的军歌，体现了当时北洋海军开放、包容的外交态度，也反映了北洋海军建军时的气魄和精神。
军歌完毕，“定远”号升起了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巨炮，一开炮，“轰隆”，“轰隆”，一声声巨响，李鸿章和李经述、李经方看到四五千米外的海域白浪翻滚，激起了一串串巨大的浪花，喜笑颜开。
李经方趁机大拍李鸿章的马屁，道：“父亲大人真是有眼光，有了这样的铁甲巨舰，东到太平洋，南到新加坡，北到海参崴，北洋海军从此可以纵横四海。”
李鸿章捋了捋花白的胡子，面露喜色，自豪说道：“那是自然，这军舰不仅白天可以作战，到了晚上也可巡航。李凤苞曾电告为父，商船在海上遇到定远舰试验探照灯，照耀海面如同白昼，何等威武，何等雄壮。”
然后，李鸿章转头问一旁陷入沉默的李经述：“痴儿，你看这三艘德国造的巨舰如何？”
在1885年，“定远舰”就相当于航空母舰，中国有了真正的坚船利炮，李经述的内心也兴奋不已。不过定远舰的造价是150万两白银，当时一个普通家庭年生活费只要2两银子时，这显然有点贵。更大的问题在于，水师提督丁汝昌只有陆战经验，即便有了北洋舰队，也难以打败日本海军，他沉默不语，是在思考对策，如何把水师提督丁汝昌给“坑掉”，自己取而代之。
因为李经述知道，真实的丁汝昌并不像历史书上说的那样，是什么民族英雄，相反，他治理北洋水师无能，畏战避战，在自杀前还给日本人写了投降书，对甲午海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北洋水师的未来，必须尽快搞掉丁汝昌！按照李经述的计划，他要从李鸿章手里接管淮军和北洋水师，接管北洋海军学堂，开办北洋陆军学堂，只是计划的第一步。
海风吹在李经述年轻的脸庞，他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可以将丁汝昌“坑掉”，于是他面露微笑，自信对李鸿章说：“父亲大人，这定远巨舰，活力、速度都是现今世界一流，确实不同凡响，肯定能让日本国给中国割地赔款！可再上书朝廷，购置几艘这样的巨舰，那北洋海军便可纵横亚洲。”
李鸿章一看这德国货确实不错，加上朝堂上没了左宗棠跟他吵“海防塞防”，没了翁同龢那老头卡着户部的银子，没有李鸿藻和张佩纶等清流大臣唧唧歪歪，他便听从了李经述的建议，火速上书醇亲王，建议朝廷再买两艘铁甲军舰，“新官上任”的醇亲王奕譞一高兴，批准！而且两艘不够，再来四艘！在英国和德国分开买，速到货！
李鸿章为什么上书醇亲王呢？因为这时，大清*机首席大臣虽然是礼亲王世铎，但实际掌权的，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慈禧太后罢黜恭亲王后，曾询问醇亲王奕譞诸王中谁可以担任军机大臣，奕譞便举荐了礼亲王世铎，说：“礼亲王掌管宗人府，接人谦穆，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
这话说白了，就是礼亲王比较“听话”。礼亲王世铎对内侍尤恭谨到什么地步呢？大内总管李莲英向之屈膝行礼，他也小心恭敬，报以满人规格很高的屈膝礼。但礼亲王受起贿来，却是理直气壮，胆量十足，甚至还因不见礼物不办事之故，被人私下里戏称为“非礼不亲”之王，放到今天，那就是正国级的大老虎。
慈禧太后用人，贪不贪污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听话”，威胁不到自己的权力，便命世铎当了领班军机大臣，重组军机处，并吩咐礼亲王世铎有“紧要事情”要同醇亲王奕譞商办。
礼亲王世铎的祖上，是清太祖的二儿子代善，很早内佐国政，外统重兵，差一点就当了大清国的皇帝，但一生遭受他的八弟皇太极压抑，好几次差点被干掉，世铎深知皇权都带着血腥，吸取祖上教训，乐意做一个没主见也不敢有主见的亲王。于是，军机处的事务，除了大臣们什么时间可以去上厕所以外，都成了紧要事件，他最喜欢对醇亲王奕譞说的两句话就是：“这事，醇亲王你怎么看？”等醇亲王一发表意见，他又说：“醇亲王，你说得对，就这么办！”
醇亲王雄心勃勃，能力也不错，和恭亲王不分伯仲，是清朝的铁帽子王之一，咸丰帝死后，二十一岁的他配合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受到重用，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他的势利也很庞大，时称“神差”，当时他算得上大清国的“四号人物”，仅次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但1875年，三十五的他，正值壮年，干大事的年纪，在政治前途上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慈禧背着醇亲王选了他的儿子载湉当了皇帝，即光绪皇帝。
儿子当了皇帝，不是大好事吗？为什么醇亲王的政治前途反而毁了？
原来，清朝的皇位继承，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制度承大明，最开始是“嫡长制”，即在所有皇子中，由皇后所生的皇长子继承，皇太极就是一例。到了康熙年间，康熙大帝身体好，和妃子干事也很积极，皇子众多，太子数度废立，九龙争位，兄弟相残，最后四阿哥胤禛登位，也就是雍正皇帝，他觉得“立贤制”比较好，不然像他一样文武双全的皇子当不了皇帝就可惜了。于是清朝的皇位在“嫡长制”的基础上增设“立贤制”：即在诸皇子中，由皇帝选贤者，留遗诏在正大光明匾后。而不管是“立长”还是“立贤”，按照大清的祖制，亲王的儿子以外藩入继大统，也就是当皇帝后，父亲必须回避，做一个贤（闲）王。
1875年，同治皇帝病危，当时热门皇位继承人有三个。同治皇帝没有子女，就不存在立长或立贤的纠结，按父死子继的正统原则，奕、载、溥辈排下去，入继大统的应该是“溥”字辈。最正统的继位人选，是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长孙溥伦，一帮清流大臣和宗室鼎力支持，手握重兵的左宗棠也被拉拢。
溥伦当时还是在吃奶的婴儿，朝中很多大臣也料定两宫太后会支持溥伦，因为这样两宫太后仍可长时间垂帘听政，但奇怪的是，慈禧和慈安太后并没有急于表态，只是让大臣们提出皇位的人选。于是朝中有传言说，两宫太后在等怀胎的阿鲁特氏皇后产子，更有流言说，恭亲王将要自己当皇帝。恭亲王奕訢听到他想当皇帝的谣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联合醇亲王奕譞提名了他的二儿子载滢，兄终弟即也符合大清皇位的继承规则。载滢此时十四岁，早就过继给了他的叔叔，也就是恭亲王八弟、钟郡王奕詥。而光绪皇帝此时是大冷门，慈禧太后却突击提拔荣禄兼任步军统领，也就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京城卫戍区司令员，牢牢控制了京城。慈禧还做通了慈安太后的思想工作，加上直隶总督李鸿章表态支持她，心里有了底气，在皇位继承人的选定上专横独断，同治皇帝一驾崩，慈禧太后马上召集各王公大臣宣布：“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需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
“敬听”是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们听着”：把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过继给咸丰皇帝，再继承皇帝位。醇亲王奕譞在大殿上听到这消息，都惊呆了，我儿子继承皇位这么大的事情，两宫太后竟然都不跟我商量一下，于是在大殿上嚎啕大哭，哭得昏了过去，可见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清史稿。奕譞传》中是这么说的：“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
恭亲王也措手不及，慈禧太后这事也没跟他商量，他只得点头同意，毕竟，将成为闲王的是醇亲王奕譞，而不是他。
可怜的载湉，也就是光绪皇帝，小家伙时年四岁，在睡梦中被人叫醒，套上龙袍，一路哭喊着要“妈妈”，还是被太监用轿子从醇亲王府上抬进了宫中。
1875年，正月二十日，载湉登基，年号光绪。醇亲王奕譞立即上奏两宫太后，请辞一切本兼各职，说：“臣侍奉同治皇帝已经有十三年了，如今龙御归天。臣仰瞻他的遗容，真是五内崩裂啊。忽然承蒙皇太后的懿旨下降，选择载湉为嗣皇帝，时间仓猝让臣非常迷惘，不知所措。犯了年轻时旧有的肝疾，不断地积累变成了大病。惟有哀恳辞退官职，请允许臣告老，为天地容一个只留爵位的人，为道光皇帝留一个无才昏庸的儿子。”
两宫太后召集王公大臣集议，按程序罢免三十五岁的醇亲王一切实际职任，只留了亲王头衔，然后派他到河北昌瑞给同治皇帝修陵去了，同治皇帝的陵墓历时三年零一个月完成，耗银四百多万两，可见当时大清国还是相当有钱的，国富民穷而已。
1885年，醇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