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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雪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在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无疑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前沿，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也以文明的代表自居，整个世界体系就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建立的。但自从大战爆发后，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感叹的那样：‘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再会重新点燃。’刚开始，打响战争的每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等，他们的君主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战争很快就将结束。主流社会和普通大众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战争之初，各国家的人民都踊跃参战。在征兵所，男人们蜂拥而至，唯恐战争在他们参军前就结束了。当战争继续。特别是凡尔登变成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动则几十万人的伤亡，带给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等血腥和惨烈的牺牲，尤其是俄国，第一年就伤亡超过一百万人。各种毁灭性的武器，超出人们的想象时。巨量的死亡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英国、俄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世界大战也对欧洲整个知识阶层的心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一种广泛的失望。欧洲的精英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反思，欧洲文明是否真的优人一等，当一个千年文明不能抵御这场血腥风暴时，它的文化一定发生了某种问题！其所标榜的科学和民主制度，到底是不是毫无瑕疵的好东西呢？面对惨重的死亡，各国报纸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那些好玩的子弹壳和漂亮的军服，曾是年轻人天真而浪漫的幻想，但当梦想成真，才发现战争并不是所想的好人和坏人的战斗。真实的战争是残酷的，爆炸，尸体，鲜血，在战火中化成废墟的家园，烧毁的街道……年轻人稚嫩的心灵被无情的战争现实狠狠地割了一刀。”
李经述点点头，说：“话虽如此，但批判精神是欧美知识分子的传统骨髓啊，十分难得，批判现实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不过这也不能怪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氛中，权力是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子，顾忌到官员和皇帝的尊严、面子，那些该说不该说的反对声音和不同见解，成了抹黑和攻击的罪证，也只好埋到了肚子里，鲜活的思想萌芽被一言堂所遮盖，继续深入思考的动力也就会受到极大抑制。久而久之，思想活力、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以及为社会提供与时俱进精神力量的智慧，就会成为空谈，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就这样陷入了漆黑的沼泽里，开不出科学与民主的花来，倒是各种阴谋论、各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比如阴阳五行呀甚嚣尘上。等这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帝国要加大改革力度，鼓励言论自由，这些以后再谈。对了，接下来的行程，就是回哥伦比亚大学了，你做好准备。”
“我已经了解了具体行程。”容雪点点头，说：“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批判精神，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有深入研究，到时候你可以与他深入交流。哥伦比亚大学还有一个丁龙东亚系。这个丁龙，是一位贫穷的华工，终生未婚，省吃俭用，他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最终在哥大实现了他的愿望，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丁龙？不可思议，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华人？我们一起去一探虚实。”李经述回答说，“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好好休息。”
第229章从卑微到伟大
第二日，李经述和容雪便离开了华盛顿，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名校，早在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比美国建国的历史还长，目的在于造就优秀得殖民地统治者，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培养的却是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大人物，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哥伦比亚大学最早建在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纽约的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了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招生，校址就向纽约上城推移到了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到了1897年，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百老汇116街的今址。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颇深，除了李经述和容雪都曾在这里学习，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还发生了一件奇闻：来自中国广东的贫穷华工丁龙，终生未婚，省吃俭用，将一生积蓄一万二千美元，捐献给了哥大，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系。这是一笔巨款，当时1美元能买到1克多的黄金。丁龙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互相理解。
外交总长伍廷芳，曾任驻美公使，听说过丁龙的故事，他在总统访问哥大前对李经述介绍说：“丁龙算不上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但是卑微如他，却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他的雇主卡本蒂埃将军，他很珍视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帮助丁龙完成了心愿。而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李经述到了哥大，校方热烈欢迎。哥大特意安排了丁龙的雇主卡本蒂埃将军向李经述夫妇介绍丁龙。
卡本蒂埃表示深感荣幸，介绍说：“很荣幸我也是哥大的学生。当时我给我们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写信，说五十多年以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哥大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请求以‘deanlung’为之命名。”
李经述问卡本蒂埃：“丁龙的个人品格怎么样？”
卡本蒂埃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当众回答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李经述对丁龙的故事也很感动，他还接受了哥大校方的邀请，对哥伦比亚的数百位师生作了一场现场演讲，主题就是“从卑微到伟大”。
李经述面带微笑，声音洪亮，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我刚听了丁龙的故事，乍一看上去，有些不可能、不可信和不可知。像是神话，却是现实。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人的意志不死。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武训，他和丁龙做的事情差不多。武训这个人，对在座的各位来说，是一位遥远的东方人，但在现在的中华帝国，他是妇孺皆知的君子！”
李经述便讲起了武训行乞兴办免费学校的故事。
武训先生是山东省堂邑县武庄人，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誉为“千古奇丐”。
1859年，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兴学。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足迹却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像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训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训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助他办学。
二十八年后，在武训49岁时，他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在1888年，武训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
就这样，武训一生兴办三所学校。他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最后，李经述说：“中国人民是善良的。武训和丁龙，都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属于千万中国人中之每一个人。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人告戒，‘不要忘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