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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请求，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他跟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第二天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看信后很惶恐，当即认真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斯大林是幸运的，列宁还没有来得及追究他的责任，健康状况就急剧恶化，再次中风，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列宁不得不重用斯大林与其抗衡。在列宁健康恶化时期，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建立了政治同盟，共同对抗党内威望较高的托洛茨基。不久，列宁得知中国不再支持苏俄，而且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在各地战败，病情加重去世。
在列宁最后的日子，他想撤掉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可是他缔造了这么一个权力集中的组织制度，把斯大林送到这个位置，这个时候连列宁也无能为力了。在列宁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遗嘱交给了中央政治局。但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斯大林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再次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委员和总书记。
托洛茨基不久就被打倒了，他成为了“革命的叛徒”、“反对列宁主义最凶残的敌人”。“托派”甚至成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写下《论列宁》，其中直言不讳的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错误，这促使了两人和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不久之后，斯大林和又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分歧：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延续新经济政策，放宽对农民的约束；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放大新经济政策并拥护世界革命的主张，他们形成“新反对派”，他们和斯大林为首的主流派公开对抗，却以失败告终。季诺维也夫于是重新联合托洛茨基，并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结成反对派联盟，共同和斯大林的“右倾”集团斗争。斯大林对反对派实施打压，很有效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
在对外的抵抗战争中，苏俄发生谷物短缺，斯大林认为是富农囤积的结果，力求迅速消灭富农阶级，而布哈林等人则认为谷物收购危机的原因不在于富农，而在于收购价格不合理和工业品供应不足，支持继续维护新经济政策。两派展开政治斗争。斯大林批评布哈林等人是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并将布哈林清除出政治局。不久，斯大林就掌握了布尔什维克的最高权力，并且迅速开始了布尔什维克的大清洗，把和他作对的人统统关进了古拉格的集中营里。斯大林终于站在了权利的巅峰，
对于斯大林的上位，李经述收到消息，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发电报让张作霖不用再回到莫斯科，以免心胸狭窄的斯大林因当年在东北受了鞭刑而报复。
张作霖回电报说：“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把斯大林送上东北人民的绞刑架，让他向东北人谢罪！！”
李经述给张作霖回电报说：“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第188章我有一个梦想
斯大林夺权后，李经述派人去把外交总长伍廷芳等人请到总统府，要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做出重要调整。李经述知道，一个权力集中的苏俄不容小视，尤其是陆军，他想联手陆军强国德国，共同主导瓜分沙俄。
伍廷芳问李经述道：“据我收集到的情报所知，斯大林是一个既没有理论修养，又没有才智的人，他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缺少口才，谈吐拘谨，语言乏味，写文章平铺直叙；托洛茨基甚至称他为布尔什维克内最杰出的庸才，说斯大林的意志力看起来不亚于列宁，但他的智力只有列宁的智力的十分之一，尽管斯大林被列宁任命为书记处总书记，但当时的书记处归政治局和组织局领导，只处理党内一些事务性工作，无权干预政府和军队的大事。他怎么会控制了布尔什维克？”
李经述笑了笑，对伍廷芳说，你要想知道斯大林为什么会上位，我先给你讲个故事。据我所知，列宁在遗嘱中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处于总书记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但是列宁病危之时，处于接班劣势的斯大林，表现出极大的谦卑，他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成政治联盟，以抵制最具继承人资格的托洛茨基。斯大林同时谦虚地向所有可能的继承人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的身份继承列宁的事业，列宁的位置必须由集体来继承。斯大林这种反对个人权力的集体主义精神，还有没有锋芒的政治姿态，使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俩位资历很深的革命领袖也被他骗了，不遗余力地为挽救斯大林的政治生命而行动起来，最后，布尔什维克召开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加米涅夫宣读了列宁遗嘱。会上，斯大林沉痛地表示，为执行列宁的遗嘱，他愿意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动员一些中央委员却说服斯大林收回辞职要求，并建议中央委员会，仍由斯大林担任书记处总书记。此时，会场一片沉寂。斯大林绷着脸，面色阴暗，两眼直望着窗外，等待着对他的命运的裁决，结果，斯大林的总书记被保住了。
伍廷芳听完这个故事，仍表示不解，问道：“总统，你的意思是？”
李经述道：“我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获胜的，往往不是最有学问、最有魄力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集阴谋和背信弃义于一身的野心家；当然，这些野心家还首先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必须能熟练地扮演成一个平庸的、最无锋芒的人。斯大林成功了。他的成功来于他善于掩藏自己的内心世界、善于组织和利用各种政治力量；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上的短视，不能不说是斯大林成功上位的重要原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看到了托洛茨基的傲慢、固执，而没有看到斯大林冷酷无情的残忍本性。在斯大林的监狱中，已经明显的临近死刑的边缘时，他们还对斯大林可能发发善心抱有幻想而不断地给斯大林写信，并在斯大林指定的认罪书上签了字。他们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而开除出布尔什维克时，季诺维也夫还质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斯大林的回答是：‘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短视和失误外，斯大林能获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另一个对手托洛茨基更加重大的失误：对阴谋诡计的藐视。在决定斯大林命运的那次中央全会上，当时有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提案，不同意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作为这一派的首领托洛茨基本人，却始终保持着消极的态度；有时，他居然在政治局会议上阅看法文小说，而不屑介入那种被他认为属于低俗的喜剧。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对手是斯大林！我不会给斯大林任何翻牌的机会！”
在这次千载难逢的瓜分俄罗斯帝国的机会中，李经述决定让外交总长伍廷芳告知中国驻德大使曾广钧，让他去跟德国人联络，两国在协约国之外，秘密结军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