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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夜晚中火铳的巨响是相当的唬人，那响声带来的恐惧感远远大于了火铳的实际杀伤，于是刘肇基营中的兵丁立刻溃散，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了。
一见明军四散而逃，谭泰毫不犹豫地下令，让所有清军直奔着深入大营。而他们特意绕过了刘肇基大帐所在，因为在那里，刘肇基的亲兵和周围的部队已经集结在了一起，准备抵抗清军的袭击。
所以对谭泰来说，其他地方的明军是毫无阻挡，所以很顺利，他们就逐渐地冲到了大营的另一头。
趁着一些清军再次下马推到这边的栅栏，谭泰粗点了一下人马，发现没什么人掉队，于是他微笑着高喊道：“撤退！”接着率先纵马跃入了夜色中。
而夜袭的清军也是士气高昂，他们齐声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呐喊，接着把余下的火把都扔到了四周帐篷上，然后紧接着谭泰撤出了大营。
就像来时突然发生了夜袭一样，清军也在突然中结束了战斗。整个夜袭的时间前后才过去了半个多时辰，而其他各营的明军也都惊慌不安，纷纷龟缩在自己的营地中，害怕着清军接着袭击自己的营地。
谭泰之所以如此早地结束了夜袭，是因为他想起了出征前皇太极对他说的话：“清国与明国不同。如果损失人马太多，要很多年才能补充得上。”他又想起了其他旗的清军将领说起明军时的轻蔑态度，仿佛在野战中击败明军是易如反掌。既然如此，谭泰又何必为了增加夜袭的战果而拿两黄旗的健儿冒险呢？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速战速决。
当然，谭泰遇上明军合围的担心是合乎逻辑的，但在实际上却用不着去操心。这时候各营明军都像是惊弓之鸟一样，谁敢出营来救援刘肇基大营，合围谭泰的夜袭清军呢？反而是谭泰如果顺势把混乱扩大到其他各营明军中，或者就是在刘肇基营中扩大砍杀的范围。就可以大大地增加明军的伤亡，以获得更大的战果。
因此，虽然谭泰造成的混乱很严重，其实明军的伤亡却并不大，刘肇基营中也只伤亡了二千出头。其他各营的明军更是毫发无伤。可就是这样，也造成了全体明军巨大的恐慌。
所以在第二天清军主力出现时。明军依然安顿这混乱不堪的大营。不敢出一兵一卒，完全没信心与清军野战。
而且在第三天，在清军稍稍后退以后，蓟辽总督洪承畴就下令，全军转向，先撤回宁远。
而这意外的举动。让清军都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在短暂的惊愕以后，豪格、谭泰就把清军分成了几队，尾随追击。
还好明军的大军聚集在一处，而且龟缩防御也很有经验。又在宁远总兵吴三桂、汝宁总兵吴世恭的几次反击以后。双方互有杀伤。遏制住了清军嚣张地追击气焰。
可就算是这样，当明军撤退到宁远以后，他们又听闻到清军后续主力即将赶到。于是洪承畴就把吴三桂和刘肇基留在宁远，帮助宁远城的防守，并做出进兵状，妄图吓阻住清军的进一步的追击。接着洪承畴就率领着其他的明军再次返回了山海关。
不过这一举动却是相当可笑。明军根本没派出任何侦骑，又是从哪里听闻有清军后续主力的呢？难道他们有侦察卫星？很明显就是谣言嘛！
但不管怎么样，洪承畴率领的明军主力还是很顺利地回到了山海关。而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行军、战斗，为了解围锦州城，明军在伤亡了二千人以后，顺利地从宁远来到了山海关，真是一场“辉煌的战斗”啊！
简直丢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如果明军在与清军主力决战后战败，这样的撤退倒也能够理解。可是就这么遇上一场伤亡不大的夜袭，明军就胆寒地全军撤退，这样的作战意志也就无话可说了。
不过洪承畴这些文官是有办法掩盖这样的丢脸事的，他们在上奏朝廷的奏章中写得是花团锦簇。描写了一番势均力敌的战况，只是因为补给的不够，再加上兵力的不足，所以洪承畴再保存了主力，胜利地撤退到了山海关。
为了准备下一次的决战，洪承畴就在上奏中建议，调遣曹变蛟、左光先、马科和吴世恭之兵入关养精蓄锐。而随着豪格、谭泰清军的后撤，又把吴三桂、刘肇基于松山、杏山之间，再次佯示进兵状，牵制住清军的行动。
并且洪承畴向朝廷建议：遣返左光先西归，代以白广恩；解刘肇基任，代以王廷臣。要对这两位与夜袭失责有关的总兵进行惩处。而内阁和部议都同意了洪承畴的建议。
此外，对于洪承畴调旁近边军，合关内外见卒十五万人备战守。准备充足足够一年使用粮草的建议，崇祯皇帝也是大笔一挥，同样支持，并敕所司速措给。
而这次救援锦州的军事行动，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而就在此时，中原围剿农民军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杨嗣昌用强大的兵力将逗留在川、鄂交界处的各股农民军压迫到夔州府境内，后来连罗汝才也到了夔东。
从六七月间开始，被逼到川东的各股农民军陆续投降，到了八月间，没有投降的只剩下罗汝才了。而在这时候，他也决定再一次投降，以求保全剩下的不到一万人马，等到将来看一看情况再说。
就在此时，张献忠受左良玉的压迫，展转到了兴山和秭归一带。他在川、鄂交界的大山中稍作休息，补充了粮食和食盐。此时的张献忠只剩下几千人，他偃旗息鼓，对百姓秋毫无犯，还拿钱救济百姓，所以这样的“义举”使得官军得不到他的行踪。
当在八月中旬，张献忠探听到罗汝才的驻地，还听说罗汝才已经决定投降。他十分焦急，先派马元利去见汝才，劝他不要急着投降；随即又派军师徐以显去，对汝才分析了官军的弱点，还说明杨嗣昌必败之理，并且要求汝才同献忠见面。
而罗汝才因为营中住有劝降的两个人，害怕走了消息，就约会在献忠驻地秘密见面，决定大计。张、罗又一次并肩作战开始了。
而从崇祯初年就没有停止过的自然灾害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并且在崇祯十二、三年间势头更加猛烈，旱灾、水灾、蝗灾，铺天盖地。崇祯皇帝在崇祯十三年五月的一道上谕中也不能不承认：“近来直省各处告饥，而畿辅（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近闻茹土食菜，人民并无菜色，甚至剜肉炊骨。”
就连一向号称富庶，比较风调雨顺的江南地区也发生了少见的大旱灾，许多地方因为无水而不能插秧，米价腾涨。而当地的官员却借着救济灾荒巧立名目，肆意勒索，有些人反而发了大财。
而饥馑的情况又以河南最为严重，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记载当时情况说：“今流亡满道，尸骨盈野。阴风起处鬼火萤萤，深山林莽饥民啸聚。有全家投环自尽者，有全村封门逃亡者，有一日投河溺死数百者，有食雁屎、蚕屎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语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大道揭竿而起者。”
所以除了汝宁军所控制的地区以外，饥民已铺天盖地，连汝宁军这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存粮数量也大为减少。在这时候，也没办法贯彻收拢人口的命令了，因为想要涌入到汝宁军控制区的难民人数太多了。因此，汝宁军再次派重兵封锁了边界，而出击夺地的行动也无奈地再次停止。
大饥荒本来已经令人触目惊心，而明廷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派“三饷”，这举动更加重了灾情的惨痛。
崇祯十二年新增加的“练饷”一次就达七百三十万两，崇祯年间三次大加派，以这一次所加最多。而连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在这样敲骨吸髓的苛剥面前，实在更没有一丝活路了，除饿死甚至被吃掉的之外，只好逃亡。
在陕西、河南的一些地区，逃亡死亡者超过了八成，户数则仅存原额的二成不到，丁数连一成都没有。到处都是饿殍遍地，逃亡出去还是没有活路，强悍者于是啸聚山林，作了“强盗”。这些遍布于中原的饥民、流民和“盗贼”就成了大股农民军最可靠的兵源。
第七百三十章四川危局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崇祯十三年的秋天，张献忠和罗汝才从川楚边界再次流入四川，而杨嗣昌就命四川巡抚邵捷春率川军在夔州（今奉节）至大宁（今巫溪）一线对农民军进行阻截。
而四川巡抚邵捷春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行政长官，他在四川主政颇有官声，而且对救灾抚民等事务颇有建树。
但同时，邵捷春却又是一个很糟糕的军事统帅，把四川的军务搞得乱七八糟。川军各级将领吃空额侵吞军饷，各部缺员严重，而且军械敝破，士卒饥疲，又乏于训练，战斗力极差。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责怪邵捷春。四川的税收也就是这么一点，而且大量的土地和产业都集中在延绵了三百多年的，以蜀王为首的勋贵、官绅手中，根本无法从他们手中收到任何税收，所以救灾用了大量银子，势必军费就要节省。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还有，四川的地理位置也给了邵捷春他们一个虚假的安全感。虽然在前几年李自成等农民军已经进犯过四川，可邵捷春他们依然认为四川是天府之国，进入很不易，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嘛！
可邵捷春这些四川官员根本不了解：农民军是在山川丛林中生存惯了的。对于一般军队很难走的道，可对农民军来说完全就没有问题。于是在邵捷春他们的忽视下，张、罗联军就很顺利地进入了成都平原。
而在这时候，邵捷春手下较能作战的只有女将秦良玉手下的石砫土司兵和副总兵张令所部，其中尤以秦良玉的部队最为著名。
秦良玉作为吴世恭的干妈，也曾经与汝宁军配合打过仗，因此，她一直与吴世恭的关系良好。而且这些年俩人一直鸿雁传书。逢年过节互赠着礼物，一直没有断了联络。
而且因为秦良玉是石砫宣抚司（在今石柱）的女土司，从万历中年开始就带兵为大明朝效力，参加过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