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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凌在熟悉了工作以后，他利用空闲时间翻看了以前大量的资料，为吴世恭提供了两份他所写的分析报告。
一份就是关于三边总督洪承畴的分析。当陕西农民造反主力进入山西以后，留守的农民造反部队并没有消沉。
但是洪承畴加紧剿灭，并且屡屡得手。崇祯四年九月，神一魁占领了宁塞县城。不久发生内乱，神一魁被部将黄友才等杀死。十一月，谭雄部起义军两次攻入安塞县，洪承畴派副总兵曹文诏围攻宁塞的黄友才部，自己带着副总兵李卑会合总兵王承恩往攻安塞。
这时，一座城、一朵云、薛红旗等率造反军队三千多人，从鱼河川（在榆林县境）出发，突然进抵安定城下。城中贫民为之内应，起义军遂克安定。明总兵王承恩（不是崇祯身边的大太监，只是同名同姓而已）到达安塞后，诱杀谭雄等五人。接着移兵进攻安定，起义军被迫撤走。
与此同时，混天猴部攻克甘泉县，夺得饷银十万八千两，处死知县郭永图。河西兵备道张允登也被击毙。接着，这支造反军队又攻克葭州，兵备道郭景嵩毙命。陕西总督洪承畴急忙檄调曹文诏、张全昌部合剿。五年正月，混天猴派部卒伪装米商进入宜君县，乘夜里应外合夺取了县城。接着又占领了保安、合水二县。
这个时候，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刘道江）、可天飞等部也在甘肃庆阳、环县一带重新造反，四出攻击，一时活跃得很。
崇祯四年十二月，黄友才和刘五、郝临庵、可天飞等部围攻环县，明署县印同知赵应兰惊惶无措，自缢身死。洪承畴调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来救。黄友才被官军火铳击死，可天飞和郝临庵率领部众撤往甘肃环县以北，地名东川、西川的高山深涧地带。
崇祯五年二月，可天飞、郝临庵又围攻庆阳府城。洪承畴派临洮总兵曹文诏领兵来救。三月十三日，曹文诏和甘肃总兵杨嘉谟，同农民造反军队作战于西壕，起义军大败，死了一千多人。
四月，不沾泥张存孟在西川设立十七哨六十四寨，领兵进攻米脂、葭州。明延绥巡抚张福臻、陕西总兵王承恩等统马、步兵三千与洪承畴会合，向起义军发起猛攻。不沾泥战败，和刘民悦一起被官军俘斩于绥德。七月，混天猴也被明军马科部击杀于延水关。
官军依仗优势兵力，屡次击败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练国事、巡按御史金兰等即抓紧时机，部署对起义军设在铁角城一带的基地（今甘肃环县北）进行围剿。铁角城山高沟深，形势险要，历来是官府统治薄弱的地方。
郝临庵、可天飞等部长期在这里分地耕牧，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崇祯五年八月，洪承畴一面调集大军进剿，一面派出间谍“借招抚为名，前赴各贼营，授以密计，与以重赏，潜行反间，令其以贼杀贼。”
农民造反军队势不能敌，一些动摇分子纷纷投降。其中如白广恩率部投降后，立即充当了明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领着官军直奔起义军首领可天飞（何崇谓）的营地何家老寨，可天飞阵亡。
白广恩用农民造反军队的鲜血，换得了自己的加官晋级，后来一直升到总兵。十月，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派总兵王承恩，往剿一座城、薛红旗部起义军。一座城被叛徒乔六郎所杀，薛红旗和一字王（拓先灵）也在骨都寺为明靖边兵备道戴君恩击杀。十一月，曹文诏等部官军追剿郝临庵、独行狼部于陕西耀州锥子山，农民造反军队败北，撤入凤凰山。
监军道樊一蘅见山险难攻，派间谍进入起义军中，引诱不稳定分子杀害郝临庵、独行狼，拿着他们的首级向官军投降。
而因为农民造反军队的屡降屡反，总督洪承畴以为大势已定，就食言自肥，从投降人员中拉出四百名造反军队的骨干，杀俘以绝后患。
至此，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各支农民造反军队，基本被明朝政府血腥镇压下去。据明巡按御史范复粹崇祯六年的奏报，陕西起义军在作战中被杀的有三万六千六百多人。至于一般群众遭到官军杀戮蹂躏的更是不计其数。
但是这些都是邸报上明文记载的，郑凌却仔细地分析出了两点大胆的推测：一点就是洪承畴的军事才能是出类拔萃的。
关于这点，吴世恭也是心有戚戚焉。洪承畴是谁？吴世恭以前确实是不知道。但是既然洪承畴可以把陕西农民造反军队赶出他们的老家，并且基本上完全平定陕西，那他的能力肯定是相当出色的。
第三百六十九章争分夺秒
因为，吴世恭就记得陕西农民造反军队中有位牛人——闯王李自成了。
既然打得过李自成，那么洪承畴肯定也是位很有能力的军事统帅了。所以吴世恭就把洪承畴的名字给牢牢地记住了。
不过吴世恭也有些纳闷，现在的邸报中，怎么闯王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呢？而李自成却变成了闯将了呢？反正这个问题也难以搞明白，也就暂且搁置吧。
另一点推测就是：洪承畴的立功，已经引起了崇祯皇帝和朝廷的各位大臣的猜忌和防备。因此，他们并不给洪承畴以授权，让他可以带兵进入山西剿灭农民造反军队的主力。
郑凌当然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也都是来自于邸报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的。吴世恭一看以后确实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确实如郑凌所推测的一样，洪承畴这只老虎现在却被明朝朝廷捆在了陕西境内，不能够跑出来啦！
吴世恭是不知道，这其实有些冤枉了崇祯皇帝，而做出这些安排的正是新任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现在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期。他与崇祯皇帝也处在蜜月期。
我们已经知道，温体仁是位一心为“国事”的人。不贪财好色、不结党营私，在道德上堪称楷模，因此，任何政敌都难以抓住温体仁的小辫子。
当然，温体仁的“国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巩固自己的首辅地位；第二位的就是迎合崇祯皇帝；到了第三位，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
并且温体仁还是位权欲相当强烈之人。虽然洪承畴的威胁还比较远，但是温体仁依然要未雨绸缪。万一洪承畴出兵山西把农民造反军队全剿灭了呢？那一定会酬功升任兵部尚书的。甚至可能超拔入内阁。
而有了军功在手，洪承畴就很可能威胁到温体仁首辅的位置。还不如现在让洪承畴老老实实地待在陕西，让其他的官员分润一些功劳吧。
不过吴世恭肯定不会知道这些高层的隐秘事，他的官职也太小。庙堂上也没有吴世恭插嘴的地方，现在明白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无非是让吴世恭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罢了。
但是，郑凌的另一个大胆推测就对汝宁军是至关重要了。
通过邸报所知，现在在山西的农民造反军队的情况并不是太妙。
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
明廷对剿匪首席刽子手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了很大希望。崇祯皇帝亲自批准给曹文诏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而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明朝朝廷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而为了对付鏖集山西的明军。农民造反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区）、真定（今正定）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
为了堵御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明军作战中，农民造反军队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里所说的河南地区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而吴世恭的汝宁军认为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的河南，为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因此。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这一打游击战，明朝朝廷内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而河南的士绅们（这些士绅背后站着的都是河南地方官员）向朝廷请求，由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
虽然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农民造反军队的围剿。而且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
可是，在首辅温体仁的劝说下，这时崇祯皇帝还是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这个方案。
崇祯皇帝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所以派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
崇祯皇帝也当了皇帝六、七年了，也在文官的面前吃过太多的苦头了，所以现在他也只能够自打耳光，任用太监派到军中充当自己的耳目，以此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
但是，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
而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
农民造反军队在畿南地区同明军作战互有胜负。由于当时造反的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
而明潞王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