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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开吉普一人远行，任意在沙漠上驰骋，寻找汉尼拔、巴顿、隆美尔、巴列夫们鏖兵的遗迹，缩在吉普车里露宿。
入夜，沉重的喀新风卷来上万只伊蚊，吹着“军号”向我轮番进攻，害得我将清凉油通体涂遍，权当驱蚊剂。刚刚入梦，又被值勤的埃及哨兵弄醒，让我分享滚烫的煮红茶，从此再也没睡踏实。接连不断的噩梦、驱赶不走的蚊群的尖啸犹如当年的“飞毛腿”警报一般彻夜不停。
在边境熬过一个难眠的仲夏夜，已是22日凌晨，离以色列大选还有24小时，可我还未踏上以色列国土。和埃及边防军挤在一起啃阿拉伯大饼，远眺沙漠旭日冉冉升起，景致虽好可味同嚼蜡，心急如焚。
在埃尔桑准尉帮助下，我好歹办完了离境手续。埃方收走了我的所有物品的证明文件：包括汽车、相机、放大设备、传真机过关证明、吉普车行车执照及汽车号牌，只将护照还给了我。我大惑不解地追问没有行车执照和号牌的汽车能否上路时，一位便装男子朝以色列方向一指：“那个操蛋国家（Fucked country）会给你安个新的。”
我开着这辆没有牌照的大吉普咆哮着冲出埃及，就像当年乔治·巴顿强渡莱茵河。现在惟一能证明汽车身份的是前风挡上手提相机狂奔的卡通人唐老鸭和我手书的拳头大小的英文：xinhua NewsPhoto（新华新闻摄影）。
穿过100米长的全封闭地带，眼前是高悬蓝白大卫星旗的以色列边境。蛇腹铁丝网后面蹲坐着头顶钢盔、戴墨镜、穿防弹背心、挥着大毛胳膊、平端M16步枪的以军。
摇下国窗，右手戳向太阳穴，来了个联合国军式的敬礼，摘下墨镜，有海湾战争中学来的两句半希伯来语大喊：“沙巴沙龙！（安息日好）那条路通耶路撒冷？”一位小个子士兵倒背起M16，朝我回了个巴顿式的军礼，咧开大嘴：“照直走，日本人！”边喊边跑到角铁焊成的拒马旁，移开挡在路中央的横秆。
在我前面是辆MFo（多国部队观察员）的大号雪佛莱，还有一辆UNTsO（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大吉普。
在中东，军车在值勤或集体调动中，不论昼夜都是开亮大灯的，美军、伊军、以军……全是如此。我前面的两辆军车分别属于挂玫瑰红旗的多国部队和挂蓝色联合国旗的联合国军，尽管风马牛不相及，但同样亮着大灯，我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伴随汽车收录机中瓦格纳辉煌的旋律，我的沙模鼠以120公里的时速狂奔着。沙漠太阳升起来，我放下遮阳板，戴好波拉墨镜，可映在引擎盖上的另一个太阳照样刺得我双目微合。踌躇之际，雪佛莱和大吉普一左一右拐下公路绝尘而去，公路上只留下我单人独车疾驰突进。
继续前行，道路更差，以军哨卡却渐多，往来全是包了铁丝防护网的军车。途经一片桔林，劈头盖脑飞来一阵石雨，紧接着砰然一声巨响，一块比拳头还大的水泥块正命中我前风挡上端。显然，被占领土的巴勒斯但人错把我当以军了。在以色列，汽车牌照共有五种：7位数黄牌为正宗以色列人；6位数黄牌为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但人；白牌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蓝牌为约旦河西岸巴勒斯但人；绿牌为巴勒斯坦人的出租。而我驾的车没有任何牌照。我加大油门选择东北方向最宽的道路落荒而逃，根据闪击战理论，速度可以改变一切劣势。我慌不择路，直到落满尘埃、死气沉沉的“欢迎来加沙”横幅从头顶上一掠而过，我方意识到我已单枪匹马穿过了加沙城。
看一眼手腕上的指北针和右座上的公路图，阿什克隆已经不远，离特拉维夫不足200公里。就在我暗自得意之际，一辆兰德·罗孚警车将我别出公路，一辆M113装甲车威风凛凛地横在我面前。
四
我就这样被押进了加沙检查站与阿什克隆之间的一家警察局，我的大吉普像外星飞碟一样被看管起来。一位长得颇像林肯的警察中校收走了我的护照：“你有权保持沉默…”就像警匪片中的纽约警察。
显然，警方对我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破“世界第一陆军”防线，纵深以色列几十公里大惑不解。尽管我的护照和以色列签证合法齐备，可就是连人带车奇迹般地越过了边防和海关。
“你不是第一次开车出国旅行吧？环球旅行家？”警官掂着我厚厚的护照讥讽道，“那是，”我堆起一脸的灿烂，‘不过，那是从巴格达开到安曼，您知道，约旦和伊拉克就像亲兄弟，何况天上还有多国部队的轰炸机，战争状态。我还从开罗到过的黎波里，那是做卡扎菲上校的客人，而利比亚与埃及间根本不设边界。贵国虽说来过，可乘的是特拉维夫私人运动飞机，海湾战争使贵国的所有航班全停了。在希尔顿顶层我拍到了“爱国者”迎击“飞毛腿”，还在拉马特甘炸飞的民居前撞上了阿里尔·沙隆……”“难怪有这么大胆子。”警官撇嘴椰榆道。我借机献媚：“是以色列造就勇敢的人”一句话逗乐了警察中校。警官继续翻
着我的新华社记者证问：“你在哪儿学的车？”“北京警察学院。”“那咱们还成同行了，难怪追了你半天。”他指着记者证扉页上与我并肩合影的苏大爷（苏仲祥，原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问：“他是你师傅？”“哪儿敢呀！他是北京市公安局长。”中校端详了一阵，喃喃自语：“像个好警察，怎么，他管区人口是以色列全国人口的两倍半？”我将警官的笔录看了两遍，确信没有对我不利之处后才在右下角签了名。警官将笔录夹入卷宗：“对不起，国防军的先生们已经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我想你得跟他们走。”我知道事己至此，只有听天由命。不过我有权用电话通知一下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警官阻止我说：“不必了，你已经上了电台，全以色列都知道‘飞人使南方军区跳了起来’”可我仍坚持给耶路撒冷首席记者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现在的坐标。
五
出警察局，两辆包着防护网的国防军吉普车紧逼着我的大吉普，整整两车头顶包了迷彩布的盂型钢盔、穿开福拉防弹背心的国防军，虎视眈眈地坐在车上。一位坐在驾驶座上的少尉朝我一挥手：“F1yingman，Followme！”
（飞人，跟着我！）两车国防军一前一后押着我沿加沙公路驶向西南。看着右侧的沙漠太阳由白变红，我几次轻踏油门企图超过前面慢吞吞的军用吉普，可都被摆动着加里尔步枪的国防军逼了回来，黑洞洞的枪口晃得我胆颤心惊。驶入一个小村，国防军作出密集编队的手势，看着他们脚登车帮，向四面八方端起一支支加里尔步枪，吉普车成了向四周乍刺的大刺猬，显然将通过一段由巴解控制的地段。果然，石块从天而降，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又高高弹起，以军开始还击，跳跃的弹壳落在我大吉普的引擎盖上。急转弯时，前面军车尾部丈把高突突乱颤的鞭状天线竟横抽到我的前风挡上。
我被带进一个四周筑有沙墙的阵地中，只能看到了望塔上操纵比利时Mag机枪的两个哨兵和懒洋洋下垂的大卫星旗。我被命令将所有物品搬到沙地上，由一帮我认为是军警宪特外加摩萨德的人员仔细检查。我真羡慕他们有如此的耐心，连我车内的装饰板都拆下来，推敲夹层里是否藏了武器，我器材箱中的几瓶显影液被怀疑是“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Cocktai1，一种著名的汽油燃烧瓶）。
一位戴眼镜者发现我的两台尼康F3相机备忘插上分别是我与卡扎菲、阿拉法特的合影后而格外警惕。我坦然地解释说：“我是个在动荡地区拍新闻照片谋生的人；当然，我是个很守法的人。不过，在那些不按规矩打牌的地方得学会自我保护。在北非，没有哪个恐怖分子敢绑架卡扎菲上校的朋友；在加沙地带，有一张与阿拉法特的合影，至少可以不挨石头。”显然，国防军已经相信我是个货真价实的摄影记者，而造成我“非法入境”的主要原因是边境上的哨兵。尽管我是个无辜受害的可怜虫，可国防军仍坚持要把我押回边境，重新演练一番过关程序。“因为这对你我双方都至关重要，以色国防军决不允许任何人突破自己的防线。”
六
我至今仍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意外事故，因为当我被以色列国防军押回埃以边境时，埃及仍拒绝将我的各种过关文件移交以色列。埃以双方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埃方坚持最多只能提供各种证明的复印件，而以色列则非要原件不可。
我和我的大吉普被搁在边界上，一名端M一21的狙击手远远地喝令我呆在车上别动。我深知这种加瞄准具。因越战而闻名的步枪的威力，其7。62毫米的铅弹随时可以把我轰在界碑上。我乖乖地坐在驾驶座上，可一张生就的硬嘴兀自不服：“战俘还享受日内瓦公约，可我现在像是在奥斯维辛。”我正全神贯注地与狙击手用手比划，一位戴“边境联络”臂章的军官从天而降在我车前：“国防军中校摩西。达扬为您服务。”他见我惊讶地闭起一只右眼看着他，便儒雅地露出一口白牙：“的确，我与那位独眼伟人同名同姓。我想通知您，尽管埃及仍拒绝移交原件，可我们欢迎您来以色列采访大选。”一位便衣青年变戏法般地锯了两块三合板，用珠笔在上面写了“14614”；找了段铁丝拴在我大吉普的保险杠上。此时，由耶路撒冷赶来营救我的新华社驻以色列记者李红旗，已站在海关的另一端向我招手。
七
路透社6月23日特拉维夫电：“以色列军方今天纠正了中国记者自埃及边境闯入加沙地带的说法。军方在一项声明中称，中国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并未如早些时候报道的闯入以色列境内，他只是未受到哨兵的常规检查而已。国防军发现哨兵的错误后，四处搜寻师曾先生，将其带回拉法边境站接受例行检查后已准许其入境。早些时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