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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拉省总医院院长阿拉艾拉丁称他的医院只剩三盒Humu1iur。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冈本行正指着手术台上的药说是日本捐赠的，说着一把抢过来仔细读上面的字，可看了半天没了下文。意大利记者嘲笑道：“日本人，那上面是中国字吧！”说话间隔壁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胆战、毛发倒竖的嚎叫，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医生正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动手术。医生说：“麻药不够，这个士兵枪伤不重，身体又壮，用不着麻药。”
我们下榻的五星级巴士拉希尔顿饭店根本没有电，只在写字台上插了支火苗随风摇曳的蜡烛。洗手间水龙头用了吃奶的劲才拧开，先是血红的锈水，继而是浑浊的暖流。
早饭只有干大饼和煎鸡蛋。《朝日新闻）冈本行正点了果汁，可送上来的却是杯自来水。
沿途，所有记者还得分担七八个情报部陪同的饭费。
由于缺乏配件和保养，汽车总出毛病，返回巴格达的时候竟有两辆汽车坏在野地里。所有情报部陪同和汽车司机都亮出家伙，围在四周担任警戒，由机械师抢修，尽管我们己付了租车费，可修车的费用仍由记者平摊。
沙漠黄昏的晴空蓝得让人发愁，寒风刺骨。我们几个摄影记者围着火堆一人一口传递着《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的一瓶约翰尼黑牌威士忌。皮鲁就着火光掏出一大把苏联勋章逐一别到我们所有人胸前作为纪念，他还有克格勃证件和苏共党证，据说全是在莫斯科现交钱现贴照片压钢印办来的。这老家伙年纪虽已62，可上蹿下跳倒像刚满26，他拎着酒瓶子把麦克阿瑟的绝句“老兵不死，仅仅隐退”（Old soldiers nen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篡改为“老摄影师不老，就是找不着焦点”（Old Photographers never old，They just out of focus。）。
返回巴格达，刚把同车的罗伯特送回旅馆，伊拉克司机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说罗伯特已付了包车钱，你老兄怎么也不能收双份呀。可看到车子驶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说：“我的确没钱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国大使馆或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我保证付给你的合法所得，安拉作证！”
车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进分社，分社首席记者李义昌担心我处理不了。我说，您还得常驻，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对付。我转身出门告诉司机，我刚和罗伯特通了电话，他说他已付了全部车费，因此只能给他50美元小费。司机说他可以给我多开发票。我说：“中国前进了。你给我如数开确实付的钱，否则一个子儿也没有。”
四进巴格达（1993年7月～8月）1993年6月29日，我和一帮西方记者拍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通过运河，在苏伊士河口，《时代》周刊驻开罗记者断腿巴利趴在我耳朵上让我和他一起去伊拉克“买手表”，“否则准会后悔一辈子”。我猜这小子话中有话，尤其是次日一早美联社的纳伯特也开车奔了机场，我就断定巴格达又要出事。我向上司表示也要到巴格达去“买手表”可直到半个月后，我才接到进入已格达的命令。
7月17日，开罗分社厨师杨子、贾三儿特意为我弄了顿“断头饭”，然后送我去机场。路上，我们撞了一辆菲亚特，一名埃及骑警一直尾随追到机场才把我们抓住，我将此视为不祥之兆。
约旦分社的几位老兄帮我弄了特许证，伊拉克政府破例同意我把“美联”图片传真机背进巴格达，通过海事卫星的无线天线向外界发传真照片。
还是那条沙漠路，还是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只是路况、车况更差。7月的中东沙漠酷热无比，而伊航长途大巴年久失修的空调根本排不出一丝冷气。我已是第四次前往巴格达，全无以往的激情，像个失去奋斗目标的英雄，愁眉苦脸，苦不堪言。直到红海烈日西坠，阿拉伯繁星满天，我们这辆机件失灵的破车才穿过千里伊拉克大沙漠，摇摇晃晃进入巴格达。
一到巴格达，我就跟着联合国核查组拍“安装监视用摄像机”，待我冲洗完照片，把美联图传机装上移动卫星发射天线时，才发现就是叫不通北京岸站。原来这种海事卫星移动发射天线的工作气温不能高于60℃，而我们那尊固定在水泥地上又加了把大锁的移动天线的表面气温超过80摄氏度。1993年7月26日，我们终于让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移动天线向外界传发了照片“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艾克尤斯飞抵巴格达”。连美联社摄影记者贾西姆也跑过来伸出大毛手祝贺新华社也拥有卫星传真装备。现在，这座我亲手安装在巴格达的发片装置还被锁在伊拉克政府新闻部院内的草坪上。
三年多的战争封锁，使大多数伊拉克人的购买力下降到只能购买政府凭卡供应的10公斤配给粮。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已上涨到每公斤90第纳尔，而伊拉克副部长级官员月工资仅为750第纳尔。勤劳的伊拉克人使市中心锈迹斑斑的马尔基娜雕像重新喷水，她神色凝重地向油瓮中浇水。可离这儿不远是一群脏兮兮的小孩，正伸出猫爪般的小黑手乞讨。
在国际新闻为美国一家垄断的形势下，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1995年全民公决萨达姆以得票99。96％的高分蝉联总统。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绝大多数伊拉克人比在原来西方统治者执政年代的生活好得多。在持续多年的封锁下，萨达姆政府保障农产品自给自足，首先是蔬菜水果。肉制品虽不丰富，但仍保持最低水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有的是鱼，地下有的是油。伊拉克人不缺吃，也不少电。某些自己不生产的商品匿乏使居民生活受到影响，药品奇缺使伤病员首先是儿童死亡率上升。但客观上的自力更生与主观上捍卫独立的决心使伊拉克永远不败。面对国际封锁，政府发给居民每人一卡，凭卡每月供应6公斤面粉4公斤大米、0。5公斤黄油；1。5公斤糖、300克茶、1只鸡、1条香烟以及肥皂、洗衣粉和汽车轮胎。这些供应品在遍布各地的特供商店兔费供应，或仅象征性地缴极少的钱。
伊拉克90％的居民有自己的住房，煤气、电、水、电话费等基本公付，占每人工资比例不至1％。伊拉克保障私有财产，允许多种经济形式，自认为正在建设阿拉伯社会主义，因而优先发展国有经济。伊拉克独立前只能保住石油收入的6％，其余的全被西方国家拿走。现在，石油收入全部归伊拉克政府，这正是西方国家借口人权攻击萨达姆的根本原因。
巴格达解放广场的旧货市场，可以买到“任何令人瞠目结舌的东西，战争使伊国人对本国货币毫无信心，对美元却近乎疯狂的崇拜。一架德国产8*10蔡斯望远镜才20美元，而这在香港至少900美元。一位戴花格头巾的家伙20美元卖给我一只“欧来茄”海王手表，可当我戴到手腕上才发现，除了秒针哪都不走。待我返身追上这位潜入人流的老兄时，他已摘掉头上的围巾，露出满脸大胡子。他宽宏地同意。“买回”那只表，不过只能“付”我10美元。当然，我也有赚的时候，一支派克45型钢笔4美元，一把瑞士十字军刀3美元。在一个相机摊上，竟发现一台带MD一4马达、135mmF2镜头的尼康F3，我屏气凝神强压住激动问摊主100美元能否成交，这老兄竟以120美元慨然相允。美得我扔下120美元，抄起相机就跑。跑出百米之后，我才仔细打量这台磨得露了黄铜、镜头上还打着“美联社”标志的黑市货。可等我返回使馆，使馆的小于却迎面泼来一瓢凉水：“这台相机昨天开价才80美元！”
美国驻巴格达使馆也在秘密地拍卖财产，但避开新闻界，只对各国使馆开放。我和小于开着中国使馆的卡车到美国使馆一举买下了美国人10台崭新的“将军”牌空调。
波兰外交官托马斯作为美国利益代表现场拍卖，偌大的库房中堆满了冰箱、洗衣机、家具、吸尘器、铝梯、炊事用品……一位女士引导我和使馆的小于到使馆后院交款，我跟在她身后借机献媚：“小姐，你真美！美国人？”
“不，伊拉克人，可我妈生在贝鲁特。你是记者？”
“不！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欢迎你来中国使馆吃我做的菜。”
“你真可爱！”
“你真迷人！顺便问一下，那些电脑卖吗？”
“所有电脑都已卖给了印尼使馆。”
“真可惜我来晚了。亲爱的，能否这么理解：美国使馆把能卖的全卖了？”
“可以这么说！”
拍卖大厅的警卫不许我进，理由是我身上有相机，此间的拍卖是严禁记者采访的。我把大花裤权卷至大腿根，红背心撩至胸口，腆起脏汗横流的大白肚皮，右手搭到卡车车门上：“有我这样的记者吗？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我只想给自己留个影！”警卫对视了一下：“看来你也干不了用脑子的活儿。”当天，我在发出的照片底下加了一句缀语：“看来，一个把房产之外的财产全卖了的使馆短期内不会改善两国关系。”这张质量极差的传真照片竟馋得美联社贾西姆啧啧称羡，这是1993年7月的事。
《纽约时报》驻白宫主笔迈克尔·凯利在他的《殉难日》一书中称巴格达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卖淫场所。一名腰缠万贯的约旦投机商称：“这里到处都是漂亮小妞儿，你可以廉价地‘威凯威凯’。”我和新华社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在底格里斯河畔就碰上一个在旅游学院学英语的姑娘，她的前胸赫然印了一行大字：“Suckit（吮这儿）！”还以职业的温柔死缠着和我们合影，我们不得不正言以对：“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不由想起一句悲伤的中国古语：“卿夺佳人，奈何作贼。”
入夜，古老的巴格达笛声悠扬、锣鼓喧天。伊拉克政府正在市中心猎人俱乐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9对青年举办集体婚礼，萨达姆总统的长子乌代也在其中。由于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