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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这扇油漆龟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她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然后她站到了床头柜上；握着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它；把它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窗子被推开了。声响在她的知觉里如同打雷。她站在床头柜上；回头瞪着门；门一动不动。门外悄无声息。或许她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的脚心已经踏到砖砌的窗台。再一步；她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树杈够结实吗？她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里跳；她也得跳。
她从树上下滑时；一个戴大白围裙、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她。她从她面前跑过去；女人往后猛一退；把挑着的两大桶泔水泼了出来。她那么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鹤一边跑一边想。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也许她在那女人眼里是个女疯子。
多鹤在雨里跑着；东南西北对她都毫无意义。她唯一的方向就是远离那所医院。街边停了一排黄包车；车夫们从车篷缝隙里露出脸；看着她这个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的女人匆匆走过；谁也不敢揽她的生意。
一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她跨进去；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对她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地告诉她；他没把她当正常人。她要纸；要笔。纸和笔来了。她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铺主摇摇头。她又写下：我去。铺主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他还是摇头。
多鹤指指柜台里一块酥饼。铺主立刻照办；把酥饼取出；放进一个报纸口袋；抬起头；一张快沤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票；又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放一张；他嘴里出来一个她不懂的词。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一张钞票上印着“2”；两张印着“1”；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各种数字都有。算了算；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就是说；她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她想；这下铺主会回答她的提问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笔买卖。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铺主还是摇头；同时扬开嗓门；仰起脸；叫了一声。多鹤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天花板开了个洞；露出一张少年的脸；对铺主说了几句多鹤不懂的话；又对多鹤说；那座城市远得很；要坐轮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铺主重复：坐轮船！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讲到第二遍多鹤就使劲点头。
多鹤想；明明不是轮船把她和西瓜带到此地的。她又在纸上写：火车？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鹤截了一辆黄包车。半个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多鹤算了一下；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给他十个酥饼的钱；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果然；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她一个满口乱牙的笑容。
当她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她的钱不够。
她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她觉得她没听懂；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脸蛋；似乎离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问她买不买呀？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她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她问。她声音更粗大；把“啥”说成了“哈”；这是她向张家人学得最好的一句话。她实际上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儿子那儿去？！为什么我两个奶胀得要炸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
这就使多鹤的“为哈”听上去充满蛮横不讲理的爆发力。不论为什么她都要去马鞍山；不论为什么她都得有一张火车票。
“为啥？！”那张横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咔嗒”一声；整个窗子大开；女子正襟危坐；手指划拉一下；“问问你后面的群众；为啥？差一多半钱呢！会看票价表吗？票价是国家定的！你不是中国人呀！”看热闹的人群大起来。一双赤脚、一头散乱肮脏的长头发、一件泡了西瓜汁又泡了雨的花裙；使人群和多鹤之间的距离也大起来。
一个小孩大声问了句什么；人们哄地一笑。多鹤被那句“你不是中国人呀”提醒了；她打算破开这道人墙。趁她转身；那个小孩一步蹿上来；从后面揪了一把她的长发；高兴地尖叫着跑开。她走了几步；那只孩子的手又揪一把她的头发；又是高兴地尖叫；往回跑去。就这样；她走着；他揪着。最终她赢了：她的毫不反应让孩子败了玩兴。
她在候车大厅里买到一张全国铁路图。在上面她找到了长江；找到了她眼下所在的武昌；不久；她的食指尖停在那座长江南岸的小城。她和西瓜们是兜了怎样的圈子；才到达这里的？那城市和武昌其实是同一条长江相串联的呀！
有了这张图她可以回到丫头、大孩、二孩身边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最便宜的一种；花了一块多钱。她还需要一把伞；但她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天黑下来；她沿着铁路线走着；向东走。雨小了；风却很冷；楼房电线杆从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进了一座小站。不一会儿；一辆货车停靠下来；她爬上去；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货车每经过一个站；她就盯紧站名；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半夜她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岔。她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小站没有候车室；只有一圈木栅栏加一个棚子。她在棚子下的长椅上睡下来。太阳刚升起；远处的田野和农舍在绿中透蓝的山下非常宁静；连苍蝇的嗡嘤也是这宁静的一部分。苍蝇渐渐多了；把地上一块甜瓜皮落成黑绿色。侧卧的多鹤看着一道道炊烟；水田里的天空、山影；目光虚一些；景色就熟识一些。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现在远处的村景和代浪村相似；还有九月雨后的太阳。因此多鹤就熟睡在苍蝇嗡嘤的九月里。
她一睡睡了十多个小时；醒来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火车站的棚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时；身上除了落过苍蝇还落过什么。
直到第四天；她才爬上一趟运化肥的货车；但两小时后就被人发现了。在审问中她明白化肥值钱；因此常有人扒车偷化肥。她从审问者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多么可疑。她已经发现她越说话疑团越大；因此她随他们去自问自答、大发脾气。渐渐地；她看见自己在对方眼里不再是可疑的；而是残废的；又聋又哑又疯。
从那以后她不再冒险扒火车。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走回去；会安全得多；也安宁得多。沿着铁路线的车站她都歇过脚；有时雨大了；她就住下来。车站真是好地方；总有容她睡觉的长椅；有便宜的饭食；有匆忙过往的旅客；对她的可疑刚有警觉和兴趣；已经和她错过去。但尽管她每天只吃一顿饭；口袋还是渐渐空了。最后的一段路她吃的是生玉米、生红薯；总之她得手偷着什么；就吃什么。
她从来没有注意连衣裙是什么时候扯烂的；鞋子是什么时候穿飞的；那便宜鞋子有足够的理由那么便宜：布鞋底被作了弊；里面是硬壳纸。她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没了分量；没了原先的圆润。她走；得疯了一样。这一对没了分量的乳房是怎么了？它们在干枯吗？她最终把两个干枯的乳房给她饥饿的孩子们吗？就像所有代浪村的母亲们；干枯龟裂的乳头不再能堵住孩子们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鹤预料的那样：她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一律的红墙白阳台；她却毫不彷徨地朝着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条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她的儿女们。
她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乳头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双手上来；把二孩抱走；是张俭的手。一个声音赔着小心；告诉她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也是张俭的声音。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儿子也照样活；照样长得不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一转眼；她和张俭撕扯上了。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在张俭小腿上拼命地抓。
张俭抱着二孩；怕孩子挨打；赶紧撤到大屋里。多鹤整个身体抵在门上；不让门关严。她和他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相持了几分钟；多鹤突然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栽到了门外。
多鹤放弃了。她突然觉得这种讨伐太卑琐。
五百多个崎户村村民是好样的；几代同堂地死。几代同堂的血流成一股；浓厚程度可以想象。它拱出石缝。结成一个球；比父亲喝清酒的酒杯还大。血球颤巍巍；有着那种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东西特有的柔嫩；一触即溶。第一线阳光从两座山坡之间的垭岔里伸出来；那也是柔嫩至极的阳光。光亮照进血球；光和血球都抖了一下。那令人惊悚的美丽只是一眨眼工夫；然后；太阳就从山垭岔里整个地出来了；已经不再柔嫩。几个收尸的村长走过去；他们中的谁踩在血球上——它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一触即溶；它冻结了。那些脚移开；它依然圆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