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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霞山下的石塘村有一座旧式槽门的白墙青瓦的老屋，座东朝西，背后是浓荫覆盖，丛林莽莽，绵延到无穷无尽远方的群山；门前是十里平川，一条波光粼粼的山溪从川中流过。这里居住的是黎氏一家。黎家是个“书香门第”，祖父黎葆堂，前清戊子科举人。黎葆堂之子松安，晚清秀才。葆堂妻黄赓，是一个性格坚毅聪慧，自立精神极强的女子，靠自学达到能看书填词的学力。
黎松安夫妇有八个儿子，老大黎锦熙，老二黎锦晖，老三黎锦耀，老四黎绵纾，老五黎锦炯，老六黎锦明，老七黎锦光，老八黎锦扬都是近代颇有名气的人物。松安先生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惨败，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无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和科学技术，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强的侵略。他们夫妇非常重视子女的培养教育。清末民初，由于时代潮流的推动，黎松安辞官不做，着意用“新学”教育子女。特意设立了家庭学校长塘杉溪学校，聘请了几位有秀才功名能掺用“新学”的教师，开设中西合璧课程，在讲授中国古籍《四书》、《五经》的基础上，也讲授算学、格致、博物、音乐和美术等新课目。从教育的方式来看，社会上的家庭教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溺爱、放任型，控制、管制型和教育、修养型等。黎松安夫妇的家庭教育方式属于教育、修养型。首先，他们注意用民族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女，培养子女爱祖国、爱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献身事业的顽强精神。其次，他们对子女不溺爱，不放任自流，尽管家庭比较殷实，也不为子女设置舒适的环境。再次，他们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不“控制”、“管制”得太死，而是放手让他们广泛地接触社会，接触新的知识，自由地阅读各种有益的书籍报刊，参加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促使其身心健康地发展。良好的家教，使黎氏兄弟都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度的专注力。在事业的选择上，一旦经过深思熟虑而确定下来后，则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地奋斗下去，有着一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黎氏兄弟接受新事物快，有着较新鲜活泼的思想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五四”以来的文化科学界都有他们作出的或大或小的贡献。
黎锦熙语言学家。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6年，他倡导组织了“中华国语研究会”，提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推广白话文，普及普通话，后来他又认为汉字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改用拼音才是治本的办法，他创拟和推广“国语罗马字”，研制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草拟汉语拼音字母“双拼制”（草案）。1918年以后，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彻底反封建的白话文学作品，封建卫道士们在惊恐中却说白话文学作品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1920年，黎锦熙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首创讲授“国文文法”用大量例证阐明白话文不仅有“法”，而且其“法”缜密，足以指导为“文”。并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提示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1920年，他和“国语研究会”的同人共同努力，促成旧中国教育部下令全国废除小学“读经”，并以语体文取代文言文，实行了言文一致。1925年，旧中国教育部再次议决读小学《孝经》。黎锦熙无比激愤，当即公开上书教育部总长反对“读经”，同年发动苏、浙、皖三省部分师范学校焚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以示坚决反对封建文化。1922年，他和另外十四人组成“汉字省体委员会”，1935年，三百多个简化汉字终于问世了。黎锦熙历任北京女师大、北京大学、西北联大、西北师院等国文系教授、主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等职，建国后任北师大中文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五届委员。在七十年的教学实践研究工作中，他进行了广而深的学术探讨。他在语言、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文学、史地、教育、哲学、拂学和目录等学科，都有着丰富的著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余种，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并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三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黎锦晖音乐家。毕业于长沙优级师范绘画音乐科。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广泛地接触家乡的民间音乐。1916年参加了北京大学音乐团的活动。此后十多年间，创作儿童歌舞剧十二部和儿童表演歌曲二十四首，音乐一般喜爱选用民歌小调和戏曲曲牌等加以改编。1926年，他帮助田汉将“南国电影剧社”改为“南国社”，将原有的电影一个部门，改为文学、绘画、音乐、戏剧和电影等五个部门。1929年创办“明月歌舞剧社”，带领黎明晖（大侄女，当时有无声电影小明星之称）、王人美和黎莉莉等演员赴东南亚各国演出《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葡萄仙子》和《三蝴蝶》等节目，向侨胞介绍祖国的艺术，普及国语，促进他们和祖国的语言交流。当然，他也编演过一些不太好的歌舞音乐，如《毛毛雨》、《桃花江》等，当时就受到聂耳等的批判。但是，他的大部分创作是积极健康的，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小小画家》（根据其六弟黎锦明短篇小说《小画家》改编），讽刺了陈旧迂腐的读经教育，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解放后，他一直在电影戏剧界工作。
黎锦耀矿业家。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采矿冶金科毕业。解放前，曾任南京中华矿学社主事和
《中华矿学杂志》主编。抗战期间回湘潭，为发展家乡的采矿工业，曾花掉大量家产在故乡开采盐矿、煤矿。解放后，任湖南省工业厅高级工程师。1953年，他年迈六旬，不顾家人劝阻，还自告奋勇接受中央有关部门交给的任务，带领一班人去海南岛探矿。第二年不幸病故在海南岛的矿藏考察工地。
黎绵纾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早年与朱德同志一道留学德国，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于促进全国平民教育的普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解放后在湖南省民政厅任过职，后来又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局局长。1954年调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是年病逝。
黎锦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员，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总工程师。他于1921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铁路及造桥工程系读书。1927年毕业后，他在京奉铁路先后当过见习工程师、工程师和主任工程师。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重要的铁路大多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重要的铁路桥梁，都是外国桥梁专家承担设计和修建的。当时，我国要修建京奉铁路的滦河大桥，比利时人承担设计和建造，费用很高。他很不服气，提出由他主持设计，大桥标准和质量可以高于比利时的设计，造价也低得多。经过艰苦努力，他与中国其他桥梁专家设计并建成了中国北方第一座大型的铁路大桥滦河铁桥。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升官发财，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只是说：这是件扬眉吐气的痛快事。不久，日军占领了滦河一带，桥梁工厂的一些工人被捕押到日本宪兵队。他挺身而出，保释被捕工人，被日寇宪兵队关押。出狱后，他拖着一家大小八口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工学院担任教授。北京沦陷后，他家里生活更艰难了，小孩捡煤核，买不起一双布鞋就自己纳鞋底，连一个结婚戒指也送进了当铺。就在这时，伪建设总署督办、老同学殷同带着委任状找上门来。殷同给他“极宽的条件，只拿干薪不上班，薪金超过当教授的许多倍。殷同以为他在生活上已陷入绝境，用这样优厚的待遇一定要以将他拖下泥坑。不料，他当着殷同的面，把委任状撕毁，把这位“大人物”兼“老同学”轰出了大门。抗战胜利后，他在党组织的保护下到了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投入了党的怀抱。因为四十天就主持修复了北平到张家口之间的康庄铁路大桥，为解放区争了气，党和人民授予了他“人民工程师”的荣誉称号。他担任解放区铁路局的副局长兼工程师时，聂荣臻、贺龙和几位纵队司令员曾当面问他：“铁路能保证军运吗？”他坚决地回答：“军队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建国后，他在铁道部负责设计领导工作，为修铁路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全国每一条新修的铁路都凝结了他的心血。1965年，他把考虑了很久的修筑西藏铁路的设计计划写出来，一份上报铁道部党委，一份呈报周总理，一份送给陈毅同志，他是多么希望计划能早日批下来啊！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诬为“走资派”、“党内反动学术权威”，并进了“牛棚”。1971年，他从干校初步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一条腿断了，身体衰弱了，他还是想搞西藏铁路，又多次表示他年龄虽大，也要到西藏去拚拚老命。1981年虽然四度入院医病，他知道生的日子不多了，在一次昏迷醒过来后还说：“没有搞成西藏铁路，真是死不瞑目啊！”不久，他逝世了。留下的遗嘱是“丧事从简”。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黎锦明现代文学家。“五四”前夕，他先后进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英语。在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他接爱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为苦难的人生而写，写人生的苦难”。1924年开始创作，他的第一篇作品《小画家》控诉了陈腐的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摧残。1925年，在“五卅”后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以《甲寅》周刊为代表的封建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