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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北京人特有的心态。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从容，好像心里有十成的把握。他们脚底下有牢靠的根基，这就是他们那充满自信的气质的来源。他们挺像一支极有素养、极为成熟的足球队，老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场次兴奋起来，作出不俗的表演。平时也许不大为人看好，那悠然的姿态，就让人起急。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北京人总能以最独特的方式震惊国人、世人，而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动力。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北京人的这种特色分外地鲜明。当腐朽的清王朝不能抵御列强的侵入，洋枪洋炮震响在帝王身旁的时候，一向似乎颟顸、麻木的北京人，却忽拉一下子跟上了义和拳。不管历史怎样评价它，它却突出地反映了不可侮的民心。这场斗争，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人民斗争的高潮。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是反动的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在全国革命浪潮中，似乎是个平静的旋风眼，令许多志士感到犹如沙漠似的寂寞。人心也仿佛冷硬如铁。可是，又是这北京，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震惊了全国，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抗战前夕，北京屡遭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而北京人却以沉默对之，又让许多人觉得北方简直缺乏希望，然而，第一次在街上公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一二·九”运动，又是爆发在北京。此后，芦沟桥的枪声，终于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1949年，北平的解放，又为新中国的诞生举行了奠基礼。而在史无前例的岁月中，最令人窒息的日了，北京人依旧以沉默待之，然而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又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为新时期的到来发出了响亮的号角。当然，这一切都应当从历史的因素中去寻找答案。但是，北京人“不到火候不揭锅”的气质，却表现得淋漓尽致。别过于轻视和否定了北京人表面上的从容、冷淡、甚至于迹近麻木的表象、那只是地壳，内心里却翻腾着岩浆，总能在适当的时候喷涌而出。这从容，甚至可以看作保守，他们总要把事情在心里掂三倒四地盘算个够，有时候颇令先行者头疼，你掰开揉碎地讲个天花乱坠，听众还是漠然。不大轻易被发动、煽动、鼓动，是北京人的一个特点，北京人心里头的主意大了去啦。他们不大愿意去白白地冒风险，但一到了非掉脑袋不可的时候，又个顶个地把生死置于度外。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有主心骨的成熟的人群。而且，其同化力还相当之强，甭管你来自何方，在京华住久，也得染上这毛病、这优点、这缺憾、这长处，这就要看如何分析这个资质，而为其定性了。不信吗？瞧瞧北京的足球队、篮球队，都有这特点：遇弱不强，遇强不弱，每每同外国球队争个你死我活，可在国内赛事上，那就指不定拿老几了。
这看来有点地域文化的论调，不合阶级分析的方法。然而，我以为是很有些道理的。生长在这片古都土地上的人群，那长城，那天坛，那故宫，那颐和园，就让他心底瓷实。可惜，北京的城墙拆了，无形中拆掉了北京人心里的一道屏障，让心气儿多多少少发了点儿虚。应当说，这是个失策。
然而，有人以为这资质实际上是大缺点，这种囿于历史的沉积，而缺乏锐进、冒险、开拓的精神，使北京人在改革中往往落在别人后面，甚至对于任何新事物都采取“泡”的态度，因而大大缺乏时代精神。
我以为这话是对的。然而，对北京人可不能着急，多少年、多少代形成的素质，三天两早上改不了。只要循循善诱、以实际作为语言的注脚，等北京人真地“揭锅”的时候，那准有震动天下之举。我信这个。
还有，便是北京人的宽容、豁达，很少地方观念。虽然因是外地人而被横加欺侮、诈骗的事情近来屡有发生，但从整体来看，北京人大概算最不见外欺生的人。甭管你来自五洋四湖，还是来自山野平川，大多不会受挤对、遭暗算，更不会像看猴儿似地围着你。北京人有底气，觉得自己有根，不会被人“异化”，相反地却可以把别人“同化”，不是用武力，是用精神，用文化，用饮食起居的习惯，用周到的礼教，用善眉笑脸，使你高高兴兴地认同你是个北京人。过去，许多长住北京的洋人，都说北京是最理想的居家之地，一个个长袍短褂地武装起来，随口说句：“您好！早上好，您遛弯呐！”一副陶然的表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驻华大使的夫人，幼年居家北京。如今还念念不忘童年的印象。在狂欢节上，演出一段儿“有旧瓶子换洋火”，满面飘起幸福的朝霞。
是，北京人常因此而心中自得，这不能不说有股子阿Ｑ气。可反过来，您能不承认，这里面有对深厚文化的自信和自尊吗？最自信自尊的人，才会尊重朋友。不管在什么地方。年轻人见了长辈，总要垂手而立，时刻准备着鞠躬。倘或一个男人竟同一个女人争竞，这男子在众人心目中，立地失去了男子汉的风度。当然，这是旧北京。时代不同了，男女老幼都一样，老人的称呼由“老人家”、“老爷子”、“老奶奶”而改为中性的“老梆子”、“老家伙”，男人与女人对骂乃至对打，这现象也普遍起来。但在社会观上，以此对者，怕还不多。到老北京人家去串门儿，假如不喝人家一杯茶，不问问人家老少的安康，客人叫失礼，主人则过意不去。把“您”字儿，时时挂在嘴边，“谢谢”跟“请回”准备好，外加有度的点头和鞠躬，适当的笑容，您就可以放心地会朋友了。茶馆、酒肆，每当你叫好了一壶茶，二两酒，别忘了对邻座的客人说一声：“您来这个？”真不真吧，您要让人家觉得亲切、温暖。五十年代的北京，许多有礼教，打千啊，作揖呀，已经没有，可问安、鞠躬还留着。内容也去掉了虚假而填充了真诚。以至于那时的北京获得了“世界上最干净、最有礼貌的首都”的美称。现在呢，不能说全都消失了，那影子还能隐约地瞧出来，至少中年往上的人还留有那些习惯。
再有，便是北京人的幽默。这幽默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个不懂幽默，不会幽默的人，简直算不得北京人。幽默同耍贫嘴相近却也相远，根本不是一事。轻贱北京人的人，总以讥笑北京人的耍嘴而示自己的严肃与正经，却正好暴露了他自己知识结构中欠缺幽默这个重要的部分。幽默是有文化的表现，是痛苦与欢乐交叉点上的产物。一个人不经历痛苦、酸辛，便不懂幽默。而假如他没有充足的自信和希望，也不会幽默，他的苦便算白受。幽默，还是一种独特文华的独特表现。以中国之大，受苦人众多，但幽默感的强弱并不一致，便因为每个地方的文化，还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差别。北京人最幽默，这大约是被公认的。相声这门艺术生产在这里也是文化所使然。相声是幽默的艺术。可惜，今日许多相声正离幽默日远，而与恶俗相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马三立的相声居然不被人欣赏，应当是相声的悲哀。
北京人的幽默，有的出自于口，有的则以行为，甚至礼仪来表示。这其中有冷嘲，有热讽，有自嘲自慰，也有的包含许多哲理和人生的经验，足资别人回味。比如说，街上遇见位一走三哼哼的老人，您回他：“哟，怎么一个人上街？您老高寿了？”他回答：“还小呐，八十。不一人儿上街怎么办？孩子都是祖宗。”这是幽默，满含着酸楚，却也盼着自己再多活几年。
旧时，北京人家家供奉灶君，每年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用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上天胡说。七天以后，年三十晚上，却又恭敬地请回灶君。灶君是北京人又爱又恨又甩不开的神仙，只好年年耍弄他一次，再请回来准备第二年接着耍他。这也是幽默，是对神的愚弄和幽默，自然也是对生活中无可奈何的权势的一种讥讽，倒不全是迷信。我看，把腊月二十三定为“愚神节”挺不错，比“愚人节”要超脱、无害，并幽默得多。在这一天，让所有受神们压抑的凡人，都尽情地揶揄神仙，表现出自己的才智，够多有意思。让那些想当活神仙的人，看了也心悸，足可以减少些对人的迷信。
幽默是怪味糖，酸甜苦辣咸，样样俱全。幽默，成了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与北京人总是从容不迫，天塌下来也不着急的劲头儿正是相得益彰。
自然，北京人气质上的这些特点，假如过了份，有不适当的延长，也便走向了反面，成了缺点，这便是苟且和世故。也有人说是油滑，而把北京人称为“京油子”。不能说人家的批评不适当。因循苟且、玩世不恭，确也是某些人从北京文化升发开去的毛病。这同今天的时代潮流，的确格格不入。
有人，只见北京的庄严、凝重、素朴与浑厚，见到悠久深厚的文化，而给予褒扬。于是恢复国粹的呼声甚高。老北京的一切仿佛都必须恢复，才叫合适。这多少点有儿嗜痂成癖的意思。对北京的“风味”，包括文化、礼仪及吃食，应当有具体的分析。那些同封建、迷信、落后、贫穷相联系的东酉，作古就作古吧，尽管其中也许有某些田园诗的味道；而那些含有民族正气、恢宏大度、庄严豪迈的东酉，的确也应当发扬和传播。别的不说，能不能建一个“迷你型”的旧北京城公园？我看很值得。在郊外划出块地方，建一个明代朱棣建设的北京城缩影，这座“城市公园”将使人充分地了解旧时的都城，也可减缓游人对故宫等等的参观压力。我以为，这比建一个北京版的迪斯尼乐园强得多。
对于北京的文化，也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予以研究和继承。而在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