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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月文，段小文摘）
梁启超铭言传弟子
●周续端
当年，著名维新革命家、大学者梁启超重病在身，始而延请西医诊治，效果甚微。
其入室弟子谢国桢看到老师病情日重，遂将自己弟弟的岳父——驰名中华的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引荐前来给他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治两次后，遂改为由谢国桢用信详细函告梁的病情，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然后由萧先生处方对症下药。
服用萧先生开的中药，梁觉神清体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没有停止读书治学的活动。
当谢国桢将梁的实况函告萧龙友后，萧遂复函谢国桢说，梁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但不能光靠药力，俗话说“三分看病七分养”。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否则即使是扁鹊再生，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萧龙友复函后，满以为学富五车的梁启超能听其劝告，放下书本，配合治疗。没想到，当谢国桢将其意转告梁时，梁不但不采纳大夫的意见，竟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仅此一句，当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后，一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气，深感无可奈何。
时过不久，即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位信奉应像死在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京与世长辞，死在毕生致力的学术研究上。
时隔几十年之后的1982年，谢国桢因胆结石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在病床上，他反复发着高烧，有时竟达40度。大小便不能自理，下床走动都十分困难。
然而，只要他病情稍微稳定，便在病房内读书工作起来。
有一天，萧龙友的儿子——北京师范大学的萧璋教授前来探望，见其病床旁桌上放着许多书，遂劝其在治病期间不要读书治学。
谢国桢听后，默然片刻，即正色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梁先生这句铭言，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Number ： 9678
Title ：作为生物的社会
作者 ：刘易斯·托玛斯
出处《读者》 ： 总第 190期
Provenance ：细胞生命的礼赞
Date ：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李绍明
从适当的高度往下看，大西洋城边青天白日下的海滨木板路上，为举行年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医学家们，就像是群居性昆虫的大聚会。同样是那种离子式的振动，碰上一些个急匆匆来回乱窜的个体，这才略停一停，碰碰触角，交换一点点信息。每隔一段时间，那群体都要像抛出钓鳟鱼的钓线一样，准确无误地向恰尔德饭店抛出一个长长的单列纵队。假如木板不是牢牢钉住，那么，看到他们一块儿筑起各式各样的巢穴，就不用感到吃惊了。
用这种话来描绘人类是可以的。在他们最强制性的社会行为中，人类的确很像远远看去的蚁群。不过，如果把话反过来讲，暗示说昆虫群居的活动跟人类事务总有点联系，那在生物学界将是相当糟糕的态度。关于昆虫行为的书籍作者，通常要在序言里苦口婆心提醒人们，昆虫像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它们的行为绝对是有异于人的，完全是非人性、非世俗，几乎还是非生物的。它们倒更像一些制作精巧，却魔魔道道的小机器。假如我们想从它们的活动中看出什么显示人类特点的东西，那就是在违反科学。
不过，让一个旁观者不这样看是很难的。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做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最让我们不安的是，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层，我们才最巴不得它们是异己的东西。我们不愿看到，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社会，能够像一个个生物一样进行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它们也决不可能跟我们相关。
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4只或10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只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压压盖住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所有成员立刻着魔般搜寻起正合规格的细枝；后来，外墙的建筑就要完成，要盖顶，细枝的规格要改变，于是，好像从电话里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蚁又转而寻找新型号的细枝。如果你破坏了蚁丘某一部分的结构，数百只蚂蚁会过来掀动那一部分，移运它，直到恢复原来的样子。当它们觉察到远方的食物时，于是，长长的队伍像触角一样伸出来，越过平地，翻过高墙，绕过巨石，去把食物搬回来。
白蚁在有一个方面更为奇特：群体变大时，其智慧似乎也随之增加。小室里有两三只白蚁，就会衔起一块块土粒木屑搬来搬去，但并没有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建造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白蚁加入，似乎达到了某种临界质量或法定数，于是思维开始了。它们开始把小粒叠放起来，霎时间竖起一根根柱子，造成一个个弯度对称的美丽拱券。一个个穹顶小室组成的晶状建筑出现了。迄今还不知道它们是怎样交流信息的，也无人明白，正在建造一根柱子的白蚁们怎样知道停止工作，全队转移到一根毗邻的柱子，而时候一到，它们又怎样知道把两根柱子合拢，做成天衣无缝的拱券。一开始使它们不再把材料搬来搬去，而是着手集体建筑的刺激物，也许是在它们的数目达到特定阈值时释放的外激素。它们像受了惊一样作出反应，它们开始骚动、激奋，然后就像艺术家一样开始工作。
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找花蜜的单个蜜蜂（根据一个跳舞的小蜂给它的指令：“去南偏东南700米，有苜蓿——注意根据太阳偏转调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细丝系住一样属于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营建蜂窠的时候，看上去就像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离远一点看，它们像是一个细胞内的病毒制造出一排排对称多边形晶体。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它的一半家口离窠而去，这时的景象就像蜂窠在进行有丝分裂。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就像细胞液里游动的颗粒。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要离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着新的蜂王，于是，像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多个单独的动物合并成一个生物的现象并不是昆虫所独有。粘菌的细胞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在做着这样的事。起初，它们是一个个阿米巴状细胞在到处游动，吞吃着细菌，彼此疏远，互不接触，选举着清一色的保守党。然后，一阵铃声，一些特殊的细胞放出聚集素，其他细胞闻声立即聚集在一起，排成星状，互相接触、融合，构成动作迟缓的小虫子，像鳟鱼一样结实，生出一个富丽堂皇的梗节，顶端带一个子实体，从这个子实体又生出下一代阿米巴状细胞，又要在同一块湿地上游来游去，一个个独往独来，雄心勃勃。
鲱鱼和其他鱼类的群体有时紧紧挤在一起，动作如此协调，以至于整个群体从功能上似乎是一个多头鱼组成的巨大生物。成群的飞鸟，特别是那些在纽芬兰近海岛屿的山坡上做窝的海鸟，同样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同步活动。
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动物中最具社会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赖，联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我们却并不经常感到我们的联合智慧。然而，我们也许是被联在一些电路里，以便贮存、处理、取出信息，因为这似乎是所有人类事务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活动。我们的生物功能，或许就是建筑某种丘。我们能够得到整个生物圈中所有的信息，那是以太阳光子流作为基本单位来到我们这儿的。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克服了随机性而重新安排成各种东西，比如，弹器、量子力学、后期四重唱，我们或许对于如何前进会有个更清楚的概念。电路好像还在，即使并不总是通着电。
科学中使用的通讯系统应能为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积累机制提供简洁而易操作的模型。齐曼在近期《自然》杂志上著文指出，“发明一种机制，把科学研究工作中获得的片片断断的知识系统地公布于世，一定算得上现代科学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他接着写道：
一份期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