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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nance ：天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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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有过许多荒唐事，记得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不知怎的，我们这些似懂非懂的小学生，居然开始懂得“男女之大防”了。大家最忌讳的，就是怕被别人说你有“老公”或者有“老婆”。冬天的时候，我们男孩子常常靠在向阳的墙壁上，一面晒太阳，一面互相挤着。嘴里念念有词：“挤呀挤，挤出讨老婆！”这一来，即使是力气最小的同学，也一定会拼尽全力，因为倘若被别人挤出，就会在一片哄笑声中落得个“讨老婆”的可悲下场。说也怪，那时我们竟无一例外地把“讨老婆”和“嫁老公”看成是天下最难为情、最难以接受的事情。要是有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就会说他们是“两老姆”，“两老姆”是什么？大家并不知道，只知道“男的”和“女的”不能要好，一要好就是“两老姆”，要是你和一位同学吵了架，想报复，只要用粉笔和墨炭，在墙上或别的什么地方涂上他的名字，说明他与某某是“两老姆”。这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招了。那位同学就立即会“声名狼藉”！受
到大家的嘲笑。
我从小是个捣蛋鬼，调皮而且好胜，被“公认”为调皮孩子们的“司令”。当了“司令”，自然要“以身作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坚决表示自己是一个不要“讨老婆”的人。为此，我同桌的女同学，不知多少次，曾因她的手肘无意中“侵犯”了我划在课桌中间的“三八线”，而被我用拳头狠狠教训过。我的“立场”不可谓不坚决，可谁知“防不胜防”，有一次，我也险些儿在这方面跌了跟斗。幸亏我随机应变地搪塞了一番。要不，我也会“声名狼藉”了——只是，从此我失去了一个自幼要好的小伙伴。
这个小伙伴，是我家邻居的小女孩。她比我小一岁，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当然比我低一年级）。小时候，我们就非常要好，到了两人都读书了，每天总是一起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回来，也总是形影不离：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要是有一天不在一起，彼此还挺想念的呢。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到了三四年级，我们在家仍然很要好，一到学校就互相不理睬了。尤其是我这方面，惟恐被调皮鬼们知道了我与她要好的事而影响了我的“威信”——哪有一个“司令”想讨“老婆”的呢？
四年级下半年，学校里为了使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在放学回家路上不调皮捣蛋。宣布了一条纪律：凡家住同一地段的学生，必须编在一队排队回家。管辖这一队伍的“头领”，职务叫“路长”。我所属的这一路，路长就是这位小女孩。其实这“路长”能算几级干部？可当时，大家都认为“路长”是个很崇高的职务。于是，这一任命，激怒了我们四年级的一些男生。理由很简单：路长是个“女的”，怎么能管我们这些“男的”，再说她“资格浅”，比我们低一年级呢。我的“副司令”就曾几次提议要给她来个“下马威”，只是，我这个“司令”没有表态，所以他们也不敢乱闹。“副司令”是个机灵鬼。他见我平时敢闹敢干，可对她却“态度暧昧”，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一天，我正和那个小女孩在家里捉迷藏。“副司令”出现了。他先是大叫我一声，然后笑眯眯地望着我俩。那笑容可说是“高深莫测”，弄得我十分狼狈。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叫“行贿”，但还是送了他一支铅笔。那意思很明确，希望他多多包涵，切莫把我和那位小女孩在捉迷藏一事到学校里去披露。
“副司令”收下铅笔，但并没有被“糖衣炮弹”击中。第二天，我们一行排着队刚离开大门，他就低声对我说：“今天得给她来个下马威，你同意不同意？”说完，还狡黠地笑了一笑。我不敢说“同意”，也不敢说“不同意”，“把柄”落在别人手里，尽管他是我的“部下”，我也奈何他不得了。
队伍一拐弯，“副司令”就回头看了一眼，我知道他是在“观察”后面有没有老师跟着。这时的我，倒真希望老师跟在后面呢，但老师没有跟着。只听“副司令”大喊一声：“冲啊！”就带着几个事先说好的调皮鬼一起冲上了路边的土墩，我也只好口喊“冲啊”，跟在他们的后面，以表示我与他们是“一心一意”的，而与那个小女孩是没有什么“暧昧关系”的，这时要是那小女孩不管倒也没事了，可偏偏她又十分认真地想履行“路长”的职责，一见我们离开了队伍，就大喊一声：“你们都回来！不回来，我就要告诉老师去了！”听她这么一喊，我们都站住了。“副司令”大摇大摆地走到她身边说：“你有什么权力叫我们回来？”
小女孩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路长。”
“哼，你是路长，我是校长。”“副司令”说着，抬起右手，在我还未决定是否应该阻止他时，“啪”地一声，路长挨了一记耳光，“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背着书包独自走了。望着她的背影的我正害怕她会去向我父母告状时，“副司令”又对我说，“校长打路长，应该，你说是不是？”
我只好说“是”，唉！“把柄”在他手里嘛。
从此，每天放学回家，“路长”也不复存在了，她“自动放弃职务”。大约是第三天傍晚，我看见她正在院子里摘桂花，就上前招呼她（也许带一点讨好的味道吧）说：“你在摘桂花？”她一听，扭头就走，边走边说：“你们打我，我再也不和你好了！”
很难记起我当时是怎么一副窘相，只是有口难辩，我确实没有打过她，但谁叫我是“司令”呢？“部下”打了人，账还能不记到我的头上来？！或许她以为别人打她，是我在背后指使的呢，果真，她再也不理我了。
12岁的孩子心里有没有“爱情”？这是生理学家研究的题目。可说实在的，她一不理睬我了，我心里难过着呢。一天，我看见她拿着一束菊花，从我们班的一位男同学家里出来，知道她在他家摘的菊花，心里很不是滋味（大概是一种妒嫉心理吧），就想对她不理睬我进行一番报复：小女孩身穿一件红衣服，那位男同学有一只眼睛先天失明，再加上她姓董，我就以此编了两句顺口溜，教给比我小的邻居小孩，叫他们一见她就叫。这两句顺口溜是“红罗卜烂冬瓜，石眼屋里摘菊花”。（石眼，是我们家乡方言，意为独只眼！）大概我真有点“天才”，这个顺口溜居然马上传开了，而且直到我读了初中三年级时，我还听见有一群小孩一见她就叫呢。县城太小了，这类话传得也特别快。——当然她至今还不知道这顺口溜是我编的，现在想来很内疚。因为这使她哭过好几次鼻子呢。
我和她互不理睬了很长时间，直到我穿着军装回家探亲时，她一见我还扭头就走。这时，我已到了向女同胞献殷勤的年龄，看见她这样对待我，心里真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
前些天，我和她在街上邂逅，这时的我们，已是“使君有妇，罗敷有夫”，儿时的怨恨自然早被时间驱散。她一见我，很热情地迎了上来。互致问候以后，我突然想起儿时那荒唐的一幕，竟不禁有点余悸，要是身旁再突然出现一个“副司令”该怎么办呢？（是呀，儿时都怕被人在这方面议论，更何况成年人呢！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可恶的精神枷锁呢！）
可是，我终于还是忍俊不禁，独自大声笑了起来，惹得她和路人都投来惊讶的目光。——以为我的哪根神经出了毛病……
Number ： 9645
Title ：千古文章血泪成
作者 ：陈青
出处《读者》 ： 总第 189期
Provenance ：中华英才
Date ：1997。1
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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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那些人物，让人不敢逼视，不敢谛听。
像一阵浩荡的风，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仰慕和记忆。
新中国新闻史上无法抹去这些名字：焦裕禄、王进喜、吴吉昌……伴随着我们走过泥泞 ，走过贫穷，走过劫难，走过光荣。燃烧过千万颗心灵的那一群人，依然从不远的过去放射出灼目的光来，那些魁梧的、矫健的身影挥舞着，永远那么年轻有力。
随着这些人物，我们也随之记住了一个名字：穆青。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1993年初，穆青刚从第一线岗位退下来，稍事安顿，6月份便踏上了重访晋西北的路程。山西这片黄土地，是穆青生命和情感世界不可或缺的场景，而“偏关”两个字就像长在他心上的一根芒刺，什么时候一想到它，就感到隐隐作痛。
55年过去了，穆青已由一个年幼的中学生变成了满头霜雪的老人，而与启蒙老师梁雷的重逢已是生死两茫茫。
那天晚上，穆青约请几位熟悉偏关抗战史的同志座谈，他们同穆青讲述了梁雷当年在偏关领导抗日直到牺牲的情景，谈到伤心处，穆青不能自已地热泪满眶。随行的同志怕他太疲劳，太伤感，再三劝他早点休息，可他们哪里知道，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熬过了整整55年。
1933年，梁雷在穆青就读的河南杞县大同中学教书，少年穆青正是从梁老师那儿得到启蒙，开始树立革命理想的。
1937年初夏，穆青在开封参加初中毕业会考，在姚雪垠老师处意外地见到了梁雷。“你打算干什么啊？”梁雷问他。“家里意思还是想让我考高中。”“能考上学念书固然很好，但你家境清贫，供得起你在开封上学吗？从现在的局势看，战争一起，这里恐怕也很难容得下一张书桌了。我马上就要去山西了，如果你上不了学，可以到山西找我，也可以直接投奔延安……”
匆匆一别，竟成永别。
按梁雷指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