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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失踪了。后来有消息说，他被逮捕送进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有关朱的真实情况，克拉拉·布卢姆一直到1959年中苏公开闹翻后才获知。但她一直坚信，朱仍在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她把朱的死斥之为谣传，至少她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她还是坚守她原来的信念。她认为，当初他是应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当时克拉拉·布卢姆也尽其所能地参加了这一斗争。她曾在诗中讴歌中国的烈士和英雄。在莫斯科，她把凡能找到的一切有关中国的材料都拿来阅读了。怀着一种强烈的爱和渴望，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她写下了一首首她生命中最美的诗。
她决定前往中国。战争结束后，她便动身前往中国。当时，她身无分文，也没有证件。1947年8月，她到了上海二次大战期间，曾有10万欧洲犹太人逃往那里。1948年9月，她被由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大学聘用，教授德国语言和文学。
她到中国来的目的是寻找朱。1948年，人民解放军挺进北京。为了追寻朱，她立即前往北京。1949年1月，她到达北京。但这时她又身无分文，不得不重新忍饥挨饿。她发烧了。在自传体小说中她写道，高烧中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朱相会了一个晚上：
她站在那儿，找到了他，却似又若即若离。她被他抱在怀里，周围罩着一层珍贵的光环。这光环，她已失去了11年，明天还将失去。这一去，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也许要等到华发满头，也许就此永不相见。
小说《牛郎织女》就在这里结束。
1949年8月，克拉拉·布卢姆回到上海。1951年初，她在一所外语学校（现称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图书馆里工作。1952年，她担任了复旦大学的德语教授。同年，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朱白兰”并提交了加入中国籍的申请。1952年9月，她被调到南京大学。她在1954年下半年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朱穰丞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目前的工作和居住地点不详，关于这些，她无权打听。她坚定地相信，朱穰丞正在一个什么地方从事国家的重要工作，继续履行秘密使命。1955年，她写了关于他的最后一首诗《给一位老人的情诗》
艰苦的战斗远没有结束，
我们已分离几十个春秋。
瑟瑟秋风送我而来，
金黄色的桑叶随风飘落。
你没有只字片语，
但我知道，
那上面有你的音讯。
桑叶飞近我疲惫的双眼，
上面映着流逝的岁月，
和苦难民族斗争的身躯。
苦难已尽，笑脸绽开，
洗却恐惧和血雨的世界，
普照着未来的光辉……
我们艰难的爱情，
将换来后人千百倍的理解和敬佩。
克拉拉·布卢姆还在继续等待。1956年，她被调往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德国语言和文学。1959年，她又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去东柏林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建交十周年庆祝典礼。但由于中苏交恶，她不久便无法发挥她作为北京对德传言人的作用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她才重新露面。那时她写了一些歌颂毛泽东的作品。她开始在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机关报《红旗》上发表诗作。
直到去世为止，她一直在期待着朱的出现，并一直在为他的祖国而效力。1971年5月4日，她死于肝病。没人知道她的骨灰在哪儿。她在维也纳时开始撰写的、在法国脱稿的小说《战胜命运的人们》、最终却没有发表。如今，这部小说的手稿正寂寞地躺在西德马尔巴赫的文学档案馆内。
Number ： 8809
Title ：家有“名妻”席慕蓉
作者 ：刘海北
出处《读者》 ： 总第 113期
Provenance ：《同心集》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大姐命令我画一个女人。
在当时，我的美术成绩高低起伏很大。凡是成绩优异，甚至包括了一次比赛冠军在内的作品，都是大姐代为捉刀的杰作；凡是成绩低的，都是地道的拙作。
我想此时大姐命令我画一个女人，一定是不存好心，要出我的洋相。于是顿时不服气起来，拿过纸笔精心地画了一个女人。大姐接过去一看，笑着说：“你将来一定怕太太，不是怕她凶就是怕她出名。”我问她为什么？她解释说：“因为你画的女人特别壮而且大。”虽然我当时对她那一套心理测验一点也不服气，可是从此在心里种下了一些隐隐的忧虑。
进了大学，才发现自己不敢对女同学讲话。尤其是面对漂亮的女同学，简直舌头发硬，浑身发抖。尤其是听过一些唐璜型同学的自白，更是把我吓坏了。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是挫败多于成就。的确，那时代男性人数比起女性多得多了，年轻的女孩子气焰甚高。要想追到一个女朋友，最少要通过耐力、智力、定力和财力四大测验。
听到先进们这些经验谈，真使得我望女孩而却步。于是每逢假日，干脆躲在家里。
出国进修以后，失去了家的保护，同时又感到女孩子实在可爱，只好鼓起勇气来面对女孩子。正当我武装自己准备面临四大考验时，居然发现女孩子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可怕和不讲理。尤其是比我们晚四五年毕业的女孩，和我们同时期的女同学们已大不相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会自费和你一同去吃饭、看电影。她们已经把自己提升到和你平等的地位了。
当然，那时并没有料到“名妻”就在这些女孩子中。在最初和她交往的时候，发现她最具北国气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从心到口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没有一丝拐弯抹角。对我这一个既缺乏经验，而勇气又稍嫌不足的逾龄学生来说，真是最理想的对象。
“来电”以后，想到的当然是婚嫁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九成半以上的把握，她将来不会对我太凶。可是她是不是会出名呢？于是心中一盘算，她是学油画的，环顾世界各国，看画的人口毕竟有限，要想靠画出名谈何容易！于是下定决心，非她莫娶。
回国以后，名妻最初安分地作画，开画展，虽然名字也上了报，并不见得出了什么名。在这个时期，她也非常珍视她的诗才文才，偶有感触，都记在记事簿里。有一天，她灵机一动，画了一张油画并在其上题诗一首，后来这张油画在展出时居然相当轰动那首诗得到很多好评。食髓知味，除了在画上写诗以外，还在一幅较大的油画上写了散文。从此以后，杂志出版界开始接受她的诗和画，并且常有稿约。而后，她的散文和插画，经常在报端和刊物中出现。从此她以画挤进了文艺界。因为文艺读者的人数远远地超过了看画人口，她真的成为我的“名妻”了。
最初名妻每写完一首诗，都先给我看一遍，问我懂不懂，看不看得出来她想借这首诗表达什么。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在播放国文高中教学，授课的也是和她在同一学校执教的女同事，所以就听上一听。那天的课目是白居易诗，说是白居易每成一诗，一定先请一位老妪过目，如果老妪看懂了，才算真正的完成，否则一定要改到她看懂了为止。于是我明白了，我的功用居然和那位老妪一样。
妻子出名，的确会引起一些窘事，以下略述一二。
名妻不在家的时候，总是我接下电话，请对方交代要转达给名妻的讯息。就有那么两三次，对方问我是谁，我回答说我是名妻的先生，对方顺着说：“席先生，您好。”天哪，居然给我冠上了名妻的姓。一当我正名：“敝姓刘”以后，对方连连的道歉，我想他这时一定比我更尴尬。身为一个大男人，多少有点是沙文主义者，要想把这件事处之泰然，非要有很高很高的涵养才行。
还有一件常常发生的事是给我做介绍的时候，介绍人为了加深对方的印象，常在介绍完了我的姓名、职业、学历甚至生辰八字以后，再加上一句：“他就是名妻的先生。”日后可能没有几个人还记得我的姓名，可是一定记得我的婚姻状况。
那么，难道名妻没有带给我任何的方便吗？其实不然，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供您参考。
名妻的读者，大多是正在大专就读，或刚踏出校门，进入社会担任基层工作的青年们。记得有一次计划全家出游，名妻打电话到某饭店订房。订房小姐说那一天正值假期，房间都已经订出去了。但是仍然可以留下姓名，列入候补。当名妻一报上姓名，对方说：“您随时来吧，一定有房间留给您。”真是痛快极了。一些常要去办事的地方，柜台小姐先由“名妻”打点好，事情一定办得顺利。
有时候为了业务上的需要，必须和某些关键性的人物交个朋友。要交朋友必须先表示诚意。送礼吧，既俗气又有行贿之嫌；请吃饭吧，又剥夺了一次人家全家欢聚的机会，所以无论怎么做，都很难开口。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妙策送上一本有名妻签名的著作，这时他一方面很难拒绝这种“雅礼”，另一方面又觉得刘某很看得起他。送者实惠受者大方，皆大欢喜。
在家居方面，名妻也和别的家庭主妇一样，有些事喜欢做，有些事不喜欢做。
她最不喜欢做的事，恐怕就是买菜和烧饭了。提起她煮饭的历史，就我所知道的，可以追溯到她刚出国的时候。那时她天不怕地不怕，以为自己什么都会，居然有一天自告奋勇，要烧几桌菜请诸位同学品尝。当菜一上桌，引起一阵欢呼，因为每一桌上都是五颜六色，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于是有位同学自告奋勇，冲到街上去买底片回来拍照留念。没想到大家尝了一口，就没有人再讲一句话了。从此以后，也没有人再烦过她烧饭了。新婚以后，她的确下过一番功夫，回想她外祖母曾经烧过的几道好菜，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