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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鲁克每逢迎接宾客的时候，总喜欢向身边的宾客扒东西，结果他一生扒得无数的怀表、银包、打火机和化妆用品，包括已故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怀表。而他把这些“脏物”都放在一间小仓库里收藏。
Number ： 8557
Title ：幽默的中国人
作者 ：马克·萨尔兹曼
出处《读者》 ： 总第 103期
Provenance ：《幽默的中国人》
Date ：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刘末龙白梅
北京鸭的妙处
一天课堂上，我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我最幸福的时刻”。我要求他们用英语把自己“最幸福的时刻”大声讲述出来。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却没有人愿意带头。最后，我指定徐老师先讲。他耸了耸肩膀，表示服从。
“‘我最幸福的时刻’。我年轻的时候，有天晚上参加一个舞会，为此我们都非常激动。音乐正演奏着，星星正明亮地闪着光。我看见一个姑娘站着，想请她跳舞。我很害羞、充满恐惧，我不敢！但是，后来我还是请了她。我们跳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们没有交谈。我们只是跳舞。我们跳圈子，转了又转。星星也在转。我的脸挨着她的脸了。房间不见了，其他的人也不见了，我只看见星星在跳舞。那以后，我再没有看见她了。我很想知道她在哪儿。”
对这个罗曼蒂克的故事，其他的老师都嘲弄地咂着舌头，不以为然，并取笑他，问他是否把这个故事讲给他老婆听过。徐老师萎顿地笑了笑，又耸耸肩膀说：
“她不懂英语。”
“杜胖”是自愿讲述的：
“虽然我住在长沙，我不是总住在这儿。我出生在我国东部一个小村庄里。战争期间，我们的生活是可怕的。我们常常不得不逃进山里去躲避日本兵。我们的村庄被毁坏了许多次，心中总是充满着悲伤。一九四五年后，我们村庄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每个人都非常贫穷，而国民党政府又不帮助人民，我们都感到无望。后来，我们开始听说被共产党解放了的村庄的情况，我们充满了希望。当共产党来解放我们的村庄时，我记得村民们都欢迎这些士兵。他们是多么地骄傲和坚定，我们是多么地快乐和高兴。我记得我们找出了所有红色的布条和红纸，举在手中，向正在前进的士兵挥舞。我的脖子上绕着一条红布巾。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下一个我点到张老师，他因惧怕“杜胖”而出名。开始他忸忸怩怩，不想讲，坐在椅子边上摇着脑袋。他说他是一个忧伤的人，想不起有什么幸福的时刻。但他的同事们一再说他写过一篇东西，终于诱使他大声背诵出来了。
“我非常爱我的父亲和兄弟姐妹，每天都想着他们。我大学毕业后，感到非常自豪。我的家庭为我感到幸福。我接到通知，我被分配到湖南医学院。我来自北京，离家非常远。北京是一个美妙的地方。而湖南在我想像之中，气候和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可怕的。我试图让领导改变决定，以便我能和我的家人待在一起，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坐上火车，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我哭了一千里路。
“几年以后，我们学院批准我回家探亲，火车到达北京时，全家人都在车站迎接我。我有很多话对他们讲。在整个列车行进的过程中，曾计划把我所有的经历都告诉他们，但见到他们，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能站在那儿，眼泪像雨水一样往下淌。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朱老师最后一个说：
“我的故事非常普通，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1975年冬天，我去了北京。北京的亲戚请我下馆子，吃著名的北京烤鸭。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们走进了这家餐馆，里面暖和而舒适！我们坐下来，宴席开始了。首先我们吃的是冷盘，比如卤猪胃，海蛞蝓。接着我们吃蒸鱼。最后，鸭子到达了！棕色的鸭皮松脆发亮，在我的嘴里就像云彩一样消失了。各式各样的配菜精美可口我们把每一片皮肤包在饼子里，马克老师，用英语怎么说‘饼’？”
“我们称它叫‘pancakes’。”
“哦，pancakes。把每一片皮肤与甜酱、大葱一起夹在饼里。后来，我们吃了鸭肉和蔬菜，又喝了鸭骨汤，吃了水果。”
他似乎说完了，把他的故事放在一边，忸忸怩怩地看着我微笑。
“马克老师，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这个故事是真的，但实际上，我从没有去过北京，你能猜出这是怎么回事吗？”他顿了顿，说：“我的老婆去北京吃掉了这只鸭子，她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讲起它，我想，即使我没有在那儿吃，那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亲吻
一场关于金斯基的嘴唇的论战开始了。
这时，长沙正上映《苔丝姑娘》。我问我班上的学员，对这部电影有何感想。我们当时正在一对医生夫妇家，吃完了一顿便餐，坐在房间里喝荼。大家谈起了那部影片的意义和主要角色。我留心听着，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部电影。他们说，在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当中，有一点是明星金斯基的吻不舒服。
“你们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
但他们不是开玩笑。他们有一种奇特的抱怨：金斯基的嘴唇太大了。
“它们不大，”我说，“是丰满。”
“那未免太丰满了！”他们答道，“根据中国人的审美观，女人的嘴唇应该是小巧而柔嫩的。”
我则说：“西方人认为，丰满的嘴唇非常好。”
“好在哪儿？”
我发现中国的中年知识分子不大谈论亲吻，然而，如果话题是由一个美国人提起来的，它就会被当成一个课题，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名义下得到讨论。
“因为吻得舒服。”我说。
他们爆发出一阵大笑。于是我就说，自我来到中国，从来没有见到有人亲吻，即便在影片中，也只能看到母亲吻她们的婴儿。
他们的眼睛都睁大了，起劲地点着头：“你当然看不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区别很大。人们不接吻。”
我很难相信这一点，刨根问底地问道，中国人是根本不接吻呢，还是不当众接吻。这一来，谈话就超出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场面突然间冷下来，有人发生了尴尬的干咳声，有人起身倒荼。我害怕他们把话题转到英语学习的问题上去，就赶紧提了个更安全一点的问题：“那么，孩子长大了，做父母的难道就不吻他们了吗？”
有一两个医生说：是的，不吻，只有在孩子是婴儿时才吻，孩子长到两三岁以后，就不应该吻他了。
讨论到此中断了，因为班上的一个小组长掏出了语法书。
到了十点钟，客人回家了，只剩下了东道主、我和刘老师。
刘老师留下来使我感到奇怪，因为在全班学员中，他讲英语时最害羞，最忸怩。他的英文书写非常流利，可他的口语，半年之内，我则只听到他说过三、四次。先前他一言不发，只是平静地垂着头看着地面。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头发灰白。刚才他喝了一点酒，鼻尖有点发红。在那些叽叽喳喳抢着用英语交谈的学员走后，我就想跟他谈谈。但他偏过脑袋，晃着两只手，微笑着说，不行不行。他依然深深地为他的口语害羞。这时，东道主夫妇俩说了声对不起，就起身去收拾厨房。我等着刘老师做出告辞的暗示，但是他坐着不动。我发觉他正在思索着什么，嘴唇不停地嗫嚅着，我就用中文说：“英语帮已经走了，你可以说汉语了。”
但他的神态告诉我，他的确有话要说，我必须耐心地等待。
终于，他非常缓慢地用相当精确的英语说道：
“马克老师，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说，当孩子长大以后，我们就不吻他们了。你是我的老师，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是你的学生，因此我也必须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我不吻她们，因为她们害羞。如果我吻了，她们会说我是傻瓜。但每天晚上，她们睡着后，我走进她们的房间关灯时，事实上我非常轻非常温柔地吻了她们，可她们都不知道。”
坏人
火车带着刺耳的轰隆声停了下来，蒸汽缭绕着土坯草顶的小屋。这是一个小火车站，但至少有50个农民在站台上候车。车门打开后，他们挤着拥上来。火车重新开动后，我身边的人看起来全都同意改变姿势由站势改为坐势。我们设法挤着坐下来，背靠着墙，肩膀贴着肩膀，半蹲半坐地休息。我自己和两个年轻人膝盖对着膝盖地坐着。
他们俩都穿着旧军衣，满脸的汗珠和灰尘，还喷出酒的味道。有一位身村很高，宽肩膀。他目光迷茫，嘴稍微张开，充血的眼睛越过我直楞楞地看着车厢墙壁，他的话不多。爱说话的那一位个子瘦小，显然比另一位聪明。他的眼睛有点鼓暴，两只手为配合讲话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他还不时地从帆布包里拿出白酒，并请我喝。我谢绝了，说我不能喝空肚酒。平时坐火车我总是假装不懂汉语，因为情况常常是：一旦我开口，我就有责任回答问题：诸如我的身高、体重、年龄和工资等等，以便使大家高兴。在中国停留的时候越长，我越不喜欢充当这种角色。但是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却不同，他们对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似乎与一个挤火车的白人相比起来，还有更加让人兴奋的事。他们漫不经心的举止使我解除了警惕，因为好奇，我反倒想知道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
矮个子随着白酒的不断饮下，脸更红了，声音更高了，手势也做得更多。他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刚刚从“劳动教养所”释放出来，他们服刑，是因为打扑克时把匕首扎进了某人的身体。
“我朋友这么样，”他比划着，“他抓住那个人，我用刀刺进去，扎到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