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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那间有6个苕窖的屋子也不能拥有。学生不断地在流失。教师已经只剩下徐尚大一个。
徐尚大家里并不是很穷，而且刘达平还有一手刺绣的好手艺，问题是造一所新校舍所需要的钱对他们来讲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那笔钱大约是三至四万元。
1974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永远与丈夫站在一起的刘达平突然说：“干脆把学校办到咱们家来吧。”那是她思考了很久的主意，因为乡政府和乡民都没有财力解决这个问题，所能靠的只有他们自己了。
那个春天的夜晚月光格外的皎洁，从以后的历史看，徐尚大和刘达平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就从这一个静静的夜晚开始了。
这所学校仍然只有徐尚大一个教师。
那时他还未转为公办教师。作为民办教师，他每天一大早得和社员一起出工。
17年了，徐尚大的作息制度一直没有改变：早晨4点半起床，为学生蒸饭、热洗脸水，然后是出工、上课，中午信息半小时，没有午饭，他们只吃两顿，下午3点左右吃晚饭，然后是辅导学生晚自修，批改作业，夜里12点睡觉。
每天4个小时的睡眠维持着徐尚大20个小时无休止的劳作，体力脑力兼有，而作为报偿的是每月10元钱的民办教师补贴。
终于有一天，刘达平发现徐尚大开始不停地吐血，她的心如针刺一般。
刘达平忍不住对丈夫说：“我可以帮你批改数学作业本”。她只有小学毕业程度，但读书时一直是班上的数学尖子。
从此，刘达平每天收拾好家务，便帮着丈夫批改作业本，同时在丈夫帮助下自学中学课程。
1976年秋天，为满足山区儿童的求学愿望，徐尚大增设了初中班，他一个人更加忙不过来，从外面调进老师的希望仍然渺茫。
刘达平壮着胆走上了讲台。
双河民中终于有了两个教师。这个戏剧性的人生画面一直持续到今天。
教育诗
双河村的一处山坡上，摆着三座小坟茔。
1990年的早春二月，刘达平怔怔地站在一座半新的坟前，她摸出一把“宝宝乐”，低声倾诉：
“林儿啊，妈来看你了，林儿，妈从来没给你做过生日，今天妈给你带来了好吃的。”
早春的风把她的呜咽声吹得纷纷扬扬。
这三座小坟茔，掩埋着她的三个儿子：徐茂林、徐云利，还有一个未来得及取名，她只能叫他“小娃子”。
工作与生活，在这位普通女性的天平上，前者的分量总是那么重，所以她的孩子总是在父母通宵达旦的备课和自学中进入梦乡的。一个深秋的晚上，刘达平匆匆忙完家务，改完作业，又拿起数学教材啃到东方泛白。4点半，她和丈夫像往常一样为学生热好洗脸水，蒸好饭，一切安排停当，她才想起刚满3个月的儿子徐云利还睡在床上。她掀开蚊帐，摸到的是一个冰冷僵硬的肉团婴儿因盖被捂鼻，无人看管，已经窒息而死。
她在悲痛中想起，1976年春上，她刚走上讲台不久，当时人手缺乏，她生下孩子3天就去上课，结果刚生下3天的“小娃子”被“脐带风”夺去了生命。
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中止这所只有两个教师的学校的正常进程。
3个班100多名学生都来了，他们坐在徐尚大的家里，每学期可比其他学校少交20多元的学费，因为老师知道他们交不出那么多。
直到1991年的冬天，一个叫罗德双的三年级班长仍然对我说，106个学生也只有20多个交足了缩减后的学费，其余的都是老师垫的。
一半多的学生每天要走10多里山路来学校，夫妇俩便琢磨着让他们住到“学校”来。他家有3张大床，从1980年开始全部让给了寄宿的女生，而自己一家人则直到今天仍然“打地铺”。刘达平从娘家带来的衣柜，被改成碗柜，用来存放寄宿学生的碗筷。
现在刘达平、徐尚大的家当让记者们恍若隔世：他们有1张家传的圆桌，有3个据说是衣箱的旧柜子，有两条长板凳，3个装粮食的木桶，1块树棍撑起的门板办公桌，本来有1张写字台，他们让给最近才来的一个代课老师了。这便是他们的全部财产。
刘达平站在我面前的时候，41岁的她已经显得很苍老。我们都避免直接提到许多伤心的往事。
但是刘达平总是在说一句话：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猜测她更多的是指茂林之死。这是她最刻骨铭心的一次付出。
1983年9月，学校对入学的新生进行摸底考试。13日晚，夫妇俩突击改卷。次日凌晨3时左右，9岁的儿子徐茂林突然说起了胡话。刘达平这才想起儿子发烧已经好几天了，她急忙上前一摸，茂林全身烫得犹如一团火。
“快，到医院去！”夫妇俩手忙脚乱。
刚到卫生院门前，茂林身体一阵抽搐，大叫一声“妈呀！”一双瞳仁便定住了。
“我的儿……”刘达平双腿一软。
乡亲们把夫妇俩扶回家，他俩抚摸着茂林睡过的那张床，嚎啕大哭。
“双河民中”又一次失去了笑声。茂林的尸体用一块门板摊放在地坝中央，一位女学生怕太阳晒着茂林，撑着一把黑伞，在茂林的身边默默地站了两个多小时。学生家长徐五伯搬来一副油漆棺材说：“不能这样送茂林走啊，我们要像给大人办丧事一样安葬茂林！”
次日早晨，茂林坟前摆着学生扎的10多个小花圈，400多位自发赶来送葬的人垂首而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把一盏新做的灯笼插到坟前，她说：“茂林太小，我怕他走夜路不方便。”
可是刘达平依然惦记着那些求学的孩子。送别茂林的第二天，她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进了教室，她说：“同学们，老师家有一点私事，耽误了你们一天课程，很对不起……”
学生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片哭声在教室里回荡。
夜路寂寂。
茂林的死使刘达平开始惧怕夜，因为黑夜使思念倍增。一个夜晚，刘达平刚点亮油灯，一个瘦小的身影飘进门来。
“茂林……”她不由自主地喊道。
“刘老师，我是方平呀，我来晚了……”
来的是刘达平送走的已毕业的孤儿万方平。他揭开背篓，捧出150个鲜红的柿子，说：“老师，您曾待我像亲生儿子，茂林弟走了，您就当我是茂林吧！我没钱给您买补品，找邻居要了点柿子，用石灰水脱涩后在坛子里捂了7天才捂红。听老人讲，熟透的红柿甜得很，能稳心，您吃几个吧……”
刘达平泪如雨下。她说那一刻她看到的是漫漫夜路上点着一盏闪亮的灯笼，照耀着她的坎坷人生。
圆梦
这对饱经沧桑的人依旧在向往那所正经八百的学校。
学校发展了，学生增多了，校舍和办学条件的问题又突出了，所有这一切，总是让徐尚大联系到他的梦想。建校已8年的“双河民中”，真的还是那么寒伧呀：100多学生挤在不足60平米的老屋，楼上学生稍微一动，枯朽的楼板就直掉灰尘。折下一扇门就是黑板；土墙上凿了好多洞，十几块长木板，一头搁在墙洞里，一头搭在石头上，就是课桌；土墙上比“课桌洞”低一截的洞，就是用同样方法搭成的板凳了。
乡中心校派来过几位老师，教上一年半载，摇摇头叹口气，走了。
那座正经八百的“殿堂”再次回旋在徐尚大和刘达平的脑海。可是面临的问题是：没钱、没材料、没地、没劳动力，一句话，什么都没有。
然而1978年的一个晚上，曾令无数人热泪盈眶的刘达平又想出了一个令他丈夫举双手赞成的主意。他对丈夫说，有很多人从山上煤矿往大宁河岸边挑煤挣力钱，她说丈夫可以挑120斤，她自己则可以挑80斤，每天晚上辅导完学生晚自习后他们俩来回挑二十几里山路可以挣一元钱。另外她还会绣枕套，一晚上少睡个把钟头绣两对，有一元半工钱。这样一个星期他们至少可以买回两根建房的木料，需要的木料是500根，那就是说要250个星期的肩挑手绣。
这个现代神话被他们付诸实施，从此他们没有了礼拜天，没有了节假目，甚至没有一个夜晚睡过安稳觉。学生们总是见两个老师深更半夜不管刮风下雨都挑着箩筐出去，“不晓得在干啥子？”
4年之后，1982年，当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告诉家人“我们老师挑煤买回了500根盖新学校的木料”时，无数人惊讶得心痛。
木料备齐了。1983年开始，徐尚大、刘达平又带着16岁的儿子徐旭东，每晚到大宁河边往回运沙子，然后自己和泥打土砖。
又是4年的春夏秋冬。1986年5月2日，徐尚大、刘达平终于欣喜地宣布：盖学校需要的所有材料都备齐了。
可是还没有地。徐尚大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乡里的领导，但回答却是土地刚分下户不好办。
刘达平给丈夫打气：“木料、土砖都齐了，土地嘛，我们就用自己承包的好地去换孬地。缺钱，我们的百多株红桔已开始挂果，还可以找亲戚借点，信用社贷点……”
1986年初，他们毅然拿出1亩多上好的土地，就近换回瘦坡地。6月，他们向亲友借了四千多元钱，请来十多个建筑工人，披星戴月，日夜思念近10年的“殿堂”终于破土动工。这座两楼一底、四百多平方米的新校舍，使他们一贫如洗。校舍建好后，为了给孩子们平一块操场坝，他们又毅然将自家10多株挂果的红桔树砍掉，把自家的一口小鱼塘填平。
如今，刘达平还是民办教师，月薪29。25元。夫妇俩每月收入加起来也不过150元。靠这笔钱，既要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计，还要添置必需的教学设备和归还建校所欠的4000多元借款，掰起手指数遍全村的人家，最穷的莫过于徐尚大、刘达平。但是他们站在那幢新校舍前，却是笑得那�